失控的轨道车此时已经像飞一样的驶入火车站区。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铁路岔道（「注」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我父亲一看，感觉这是个机会，就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猛地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只听“咣当”一声巨响，轨道车掉道了。我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出一二十米远，跌落到地上。好在东北冬天厚厚的积雪如同软绵绵的毯子，我父亲被甩到地上以后，除了有些皮肉擦伤以外没损伤到骨头。一掉道，轨道车就没什么劲了，又“垮啦垮啦”地在枕木上滑行了一段距离之后，渐渐停了下来。就这样，我父亲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避免了一场恶**故的发生。
这件事发生以后，工人们回去向上级汇报了。单位闻讯后派了几个人向我父亲核实这件事，但核实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他的事迹了。一九六五年虽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下，已经日益强调家庭出身了。以我父亲那样的出身和经历，自然属于异己分子，是没有受表彰的资格的。随后，单位召开了表彰大会，受表彰的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使轨道车掉道的我父亲，而是那个工班长。领导在大会上撒谎说：工班长从轨道车上跳下来以后没有自顾逃命，而是机智地阻止了轨道车的前进，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会上授予工班长一个英雄称号，但对真正的英雄，我父亲的事迹却只字不提。我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早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英勇壮举，在那个制度下都是“不可信任的人”。
尽管上面如同祥林嫂一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灌输“阶级感情”，但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和良心却战胜了伟大领袖的号召。那次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我父亲，红着脸地对他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我父亲早就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于是微微一笑，回答道：“这有啥，让你戴你就戴呗，当时如果你还在车上，肯定也会想到这个法子。”说完，无名英雄轻轻地拍了一下戴着大红花的英雄肩膀，坦然走向林海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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