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五十年代，正是中国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的年代。在部队里，这些捷报往往是在军人们在食堂就餐时宣布的。当时父亲部队的食堂桌椅板凳不够用，多数军人就围成一圈蹲着吃饭。经常会有一位政工人员从外面急匆匆跑进来宣布：“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我国×××的产量已经突破×××大关！”这时军人们就放下手中的碗筷，热烈鼓掌。还有一次，是传达一个“我国人口已经突破六亿大关”的“特大喜讯”，仍旧是热烈鼓掌。当时的人们，除了马寅初等少数有识之士，无论从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并没有预见到这巨大的人口会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压力。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人民生活贫困、环境破坏加剧、资源消耗过快、失业现象等严重问题凸显出来时才如梦初醒，可惜为时已晚。

    我父亲在部队里的津贴每个月只有二元四角，但部队实行配给制，生活还是挺不错的。父亲当兵没几年，我国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渐渐地扩展到一些日用消费品要凭票供应，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而上级对此的解释是：排队现象说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五十年代，电台里放的是苏联歌曲，图书馆里摆满了苏联文学书籍，军人身上穿的是苏军的斜纹布套头衫，头上戴的是苏军的船型帽。“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每一个年轻人坚定不移的信念。受到这种中苏友好大气候的影响，父亲也对苏联的一切发生了浓厚兴趣：苏联音乐、苏联文学、苏联历史，伊萨科夫的歌曲、肖洛霍夫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普希金的诗歌……苏联的文学与艺术，影响着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我父亲特别喜欢普希金的诗歌，后来见到市面上有卖普希金石膏像的，就买回来一尊放在自己办公桌上。有一天一个首长来父亲办公室时看到了，就问这是谁的像；父亲回答说是普希金的。那个首长没什么文化，又问普希金是谁？父亲回答说是俄国的一名诗人。首长听了以后批评父亲说，小国，你有文化，要多读马恩列斯的书，不要读这些无聊的玩意；这个像放在这里不合适。父亲听了，只得服从命令，把普希金像拿回家里了。不过，父亲私下里仍在读普希金的诗歌，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父亲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向儿子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能随口背诵许多普希金的长诗。

    一九五三年三月，“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偶像斯大林去世了。三月中旬开封市各界几万人在华北运动场召开斯大林追悼大会。那天正下着蒙蒙小雨，远处传来了汽笛声。开封市妇联的一名四五十岁的妇女干部，在主席台上发言时哭得竟然昏了过去，真不知道她怎么会对斯大林这个外国人有那么深的感情。时年十八岁的父亲披着雨衣站在靡靡细雨中为斯大林默哀，虽然没有那位妇女干部那么夸张，但也和其他人一样流着眼泪，真诚地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当时父亲想：斯大林逝世了，我们可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搞不搞？长期以来被神话的斯大林的去世，使得当时世界各国真诚相信**的人们都有一种成为“孤儿”的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可怕和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