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鹘行》作于肃宗乾元元年（758），过去有人认为，这是杜甫为自己疏救房琯一事所作的表白。这种说法，将诗的主题限得太死，反而有损它深刻的现实意义。仇兆鳌说杜甫“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杜诗详注》）。反过来，在这首诗中，通过那不同寻常的义鹘，也可看到杜甫的精神境界。“乘威灭蜂虿，戮力效鹰鹯”（《秋日夔府咏怀》）。“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这首诗正是以更加鲜明、更加丰满的形象，表现了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
天宝十三年（754），杜甫在向玄宗进三大礼赋后，又进《雕赋》，说：“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族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进〈雕赋〉表》）赋中赞美雕鸮姿质俊异，气概雄特，“以雄材为己任，横杀气而独往”，“有触邪之义”，决非“虚陈其力，叨窃其位”之流可比，和白居易诗中那种饱食安居、尸位素餐的雕鸮完全不同。这两篇作品，都以雕鸮比执法的官员，但白诗旨在揭露现实官场中的丑恶，而杜甫则是有感于这种丑恶，来寄托他的理想。这篇《义鹘行》最后以“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人生许与分，只在顾盼间。聊为《义鹘行》，用激壮士肝”作结。可见诗人也是在借题发挥，通过对鹘仁慈义勇的描写，来警诫人世，感动人情，从中表达了诗人欲扫荡人间一切邪恶势力的宏愿。用后人的话说，这首诗分明是一篇《义侠传》。
清代蒲松龄有感于世事的荒谬，以荒诞的形式，写了一部寄托孤愤之情的作品《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禽侠》，无论主题、结构、内容，都和《义鹘行》相同，可以说是将《义鹘行》改编成小说的形式。当他作《禽侠》之时，一定面对着和杜甫相同的现实，有着和杜甫同样的感慨。有权者仗势欺人，有恃无恐，无辜者身受其害，无处伸冤，是黑暗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当君王已无恻隐同情之心，官吏已无是非羞耻之心，不能为民除害，反而鱼肉百姓的状况下，人们就只能将希望寄于义侠了。从杜甫的《义鹘行》、蒋防的《霍小玉传》，到蒲松龄的《禽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其中清楚地反映了各个朝代的社会现实和人民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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