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巩县一窑洞，相传杜甫在此出生
董养性认为这首诗“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私，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采，未尝少挫也”（《杜诗详注》引），未免誉之过甚。如果再联系同时所作的其他干谒诗一起看，更觉其言不实。正像赵翼所说的那样，杜甫在困居长安这一时期，“几于无处不乞援”，“若不胜其乞哀者”（《瓯北诗话》）。其中有些诗（如《投赠哥舒翰开府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词语卑下，情隘意慼，有不少违心之言。不过，前人对此往往采取谅解的态度，认为士当穷困之时，急于求进，干谒贵人，在所难免。如王嗣奭说：“是时李林甫、陈希烈当国，忌才斥士，无路可通，（哥舒）翰独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之以进也。”（《杜臆》）仇兆鳌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少陵之投诗京兆（鲜于仲通），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杜诗详注》）但像哥舒翰那样的人，其攻伐吐蕃，明明是杀人邀功，逢君之恶，杜甫在《兵车行》中曾作过尖锐的揭露批判，而在投赠诗中却极力称颂其功绩，待到日后安史叛乱、潼关失守后，又加以指责，前后乖戻未免太甚。白璧之瑕，众目共睹，这是谁也无法为贤者讳的。其实杜甫本人对此既不讳隐，也不辩解，置之集中，不加删削，这比起后来某些人文过饰非，篡改史实，欺世盗名，格外显得可贵。杜诗能成为诗史，杜甫能成为诗圣，有着众多原因，这应是其中不应忽视（但却常常被忽视了）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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