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引用列宁的话，可以说1908年至1911年之间发生的一切是上层阶级中较活跃的一部分人不再需要旧的方式，而上层阶级的其余部分人变得不能再按旧方式行事了。根据列宁关于革命形势的公式，所缺少的是各“下层阶级”的成员。下层阶级在最后的反清联合中虽然不是完全缺如，但其数量还不足以产生一次群众革命。1911年反清联合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士兵（特别是新军中的士兵）和“新绅士”（特别是在谘议局、自治会和投资者集团中的“新绅士”）。“下层阶级”在联合中主要是通过新军进行活动，但也在联合以外的各种运动中活动。革命学生也在新军中起最直接的作用，还可能在“新绅士”中起作用。他们的宣传品（包括旧《民报》和其他杂志）在发行后几年仍在内地流传。有的学生还在1911年与其他革命派结合在一起，以便把自己重新组织起来，并参加他们曾经大力赞助的联合。
多年来迂回曲折的事态发展进程突然起了变化，并且集结了力量。反对派过去被清朝的改革打乱了步骤，因这些改革和自身内部矛盾而四分五裂，同时他们各处一方而社会背景又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已经设法保存了下来，最后，一场全国性的危机终于把他们纠集到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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