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继续半心半意地决定保持满洲边境的满族特点，但汉 族移民仍不断涌进（吉林的人口在1800至1850年期间翻了一番）；因此政府考虑到满洲的资源，就制订了一项满洲移民政策。在1812年，决定把贫困的满洲旗人重新从北京移回吉林和黑龙江南部的军垦区。1842年，政府开始贯彻这一决定，专门为满洲移民准备了耕地，并准许他们免税五年。不管从哪一方面说，这一措施对加强边境的满族特点都无效果。汉人移民开垦着土地。汉族商人到处经商，有的经过批准，有的则没有。一些创业者在那里从事鸦片贸易和兴办象堡垒那样坚固的高粮酿酒厂等事业，给十九世纪的满洲提供了寻欢作乐的机会。快到该世纪下半期时，汉族的绅士阶级开始在满洲边境社会发展起来。1
汉人大批涌进吉林和黑龙江；他们在未设防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买进了旗人和分散的部落民的可耕地；他们与土著竞相狩猎和捕鱼；他们也大力发展贸易——所有这些情况到了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时造成了本地满洲居民的负债和贫困。即使如此，边境的中国化在速度和广度上都不足以免使最北部的部落区和滨海领土落入俄国人之手。在十九世纪中期，仍只有分散的清朝臣民居住在黑龙江右岸，居住在左岸的人数则更少。2
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俄国已经稳步地加强了它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地位。俄国的探险家们在1737和1738年已经对黑龙江进行了两次勘探。西伯利亚史学者缪勒曾在1741年建议，利用黑龙江航线作为向堪察加提供给养的手段是可取的。五年以后，白令的助手奇里科夫曾力促在黑龙江河口建立一个港口。1753年伊尔库次克行政长官米亚特列夫重申了上述两个建议的内容。喀德琳二世认为获取黑龙江的想法很吸引人，但是1787和1797年的 两次海上航行则引起了一种错误的意见，即黑龙江的河口是不能通航的。在十九世纪初期，另外两个俄国人曾调查了直至阿尔巴津的河流区，俄美贸易公司也表示了它对黑龙江潜力的兴趣，1但是戈洛夫金的出使没有取得通航权，而封·克鲁森斯腾的航行又进一步证实了黑龙江不能通行的错误观念。
可能在1819年又有人提出了黑龙江的问题，当时俄国政府又派季姆科夫斯基护送第十届传教士团前往北京；季姆科夫斯基想去购买地图和地图说明，“以便更好地执行我国政府的意图”。季姆科夫斯基所发表的记载中只提到与理藩院的一些次要谈判，但他的职责之一可能是了解取得黑龙江通航权的可能性。2根据俄国在1824和1825年与英国和美国签订的条约，俄国人必须断然放弃在北美进一步南下扩张。因此，圣彼得堡开始以更大的兴趣注意黑龙江以北的清朝领土，于是在1832年，拉季任斯基上校奉命去确定哥尔比察河下游边界标界的确切位置。1840年，俄国外交部试图通过在北京的传教士团与清朝谈判黑龙江的问题，但是北京则坚持尼布楚条约已经了结此事的立场。
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很少注意满洲边地的发展事务，而清廷的政策依然反对汉人前来移居，这使得满洲北部基本上无人守护。只有日本政府注意到了俄国在东西伯利亚行动的必然后果，因为它早在1809年已派一个名叫间宫林藏的代理人去确定俄国人不但在库页岛，而且在黑龙江流域的影响和渗透的程度。3
横跨西伯利亚的大陆运输所花的费用和时间，使俄国的恰克图贸易在与西欧及美国向广州的海运进行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但俄国政府由于相信黑龙江不通海，所以很少去注意改进与中国的商业关系。但南京条约改变了俄国政府的态度，因为欧美的竞争者这时可以比过去更迅速更廉价地运载他们的货物，而且做生意也方便得多了。相反，在恰克图搞贸易则既慢且费。在十九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恰克图的贸易总额大致保持稳定，每年约一千三四百万卢布，但俄国人的利润却受到了大陆远程运输费用的限制。例如，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恰克图通过陆路运往莫斯科，每普特茶叶运费达六卢布或更多一些，而它从广州运往伦敦的海运运费只相当于三十至四十戈比。结果，欧洲货和美国货逐渐在恰克图市场上销声匿迹。中国与欧俄之间横穿大陆的贸易也受到了损失。中国在恰克图的最大宗出口货是茶叶。中国进口的俄国毛织品和棉织品的数量日增，因为这些商品甚至在华南也容易找到市场。另一方面，中国进口皮毛的数量却下降了。由于运费的关系，恰克图贸易愈来愈限制在中国和俄属西伯利亚之间的交易方面。1
对于西伯利亚来说，对华贸易的潜力似乎特别重要。西伯利亚日益增长的人口和日益扩大的经济，需要发展相应的对外贸易来推动该地区的开发，而发展西伯利亚贸易和工业潜力的关键就是黑龙江。俄罗斯帝国科学院的封·米登道夫在1844年勘探了黑龙江流域。1846年，俄国人偷偷地侦察了黑龙江河口，但没有结果；1847年俄国政府又直接与清廷接触，要求再增加三个贸易地。清廷拒绝这一要求，同时又轻率地重申它的旧政策，即反对汉人移居北满。
到1847至1851年期间，由于俄国制品几乎有一半要向中国 出口，所以圣彼得堡必须认真对待对华贸易。1848年，俄国政府试图再以俄美贸易公司的一艘轮船孟什科夫公爵号在中国沿海试一下运气，它载运皮毛驶进上海，要求准许贸易。清政府拒绝了它，并打发它离去。两年以后，它又来上海，重提同样的要求，仍遭拒绝。但1853年另一艘俄国轮船访问上海时做成了一笔生意，以阿拉斯加皮毛换取给养和茶叶。1
在此期间，积极肯干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进一步推动了对黑龙江的勘探工作，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为了军事的安全，因为他和与他抱同样想法的人都关心俄属远东在英国驻太平洋海军舰队面前所处的脆弱的地位。两个英国人希尔和奥斯汀在1846和1848年的出现更增加了穆拉维约夫的担心，这两人表面上是进行地质研究和寻找与考察队一起失踪的弗兰克林船长。当穆拉维约夫获悉奥斯汀打算乘木筏沿黑龙江而下时，就把他逮捕并带回伊尔库次克。1849年穆拉维约夫派涅维尔斯科伊去勘察库页岛北部和调查海峡以及黑龙江三角洲和河口的情况。涅维尔斯科伊确认黑龙江可以通航，并且证实库页岛不是半岛，而是一个岛。他在黑龙江一带没有看到清军，断定清政府在这一地区没有行使权力。他推测，黑龙江下游的居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清朝的属民，因而他认为他们对清朝实际上是抱敌视态度的。2英、法和美国的船只出没于勘察加附近和鄂霍次克海的景象，进一步提高了俄国人进入黑龙江的兴趣。穆拉维约夫争辩说，“谁掌握了黑龙江河口，谁将占有西伯利亚，至少可以远至贝加尔湖”；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英国人夺取了黑龙江河口和库页岛，俄国就将失去整个东西伯利亚。3以 涅瑟尔罗德和财政大臣弗隆钦科为主的其他意见则反对穆拉维约夫的劝告，因为担心在远东的努力将会分散俄国在欧洲的精力，但最后穆拉维约夫的论据占了上风。在1850年，由涅维尔斯科伊率领的第二个勘察队奉命非常谨慎地（因为事为清廷所关心）设立了两个冬季哨所，一为黑龙江河口以北的彼得罗夫斯克，一为在上游相距不远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后者的设立显然是违反尼布楚条约的。俄国的军旗升起来了。
涅维尔斯科伊的行动引起了圣彼得堡政府官员的强烈不满，但是狡猾地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沙皇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声称，“俄国旗帜一旦在何地升起，就不准落下”。1于是俄国政府宣布尼古拉耶夫斯克是俄美贸易公司的一个贸易站，在那里移居了一小批俄国移民并建造了碉堡。俄国外交部希望使俄国的海军地位合法化，它向理藩院递交一份照会说外国船只威胁着黑龙江河口，因此建议对它实行共同防卫。但理藩院对俄国的照会置之不理。2
到1853年，在鄂霍次克海沿海不远的美国捕鲸船增加了俄国人的忧虑；当人们知道倍理“打开”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时，就更认识到远东的战略重要性了。俄国的代理人已经广泛地勘探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因此，俄国政府决定说服清帝国让与从布列亚河至黑龙江河口的地区。因此，它向北京递交一份照会，要求重新划分边界，但同时又承认尼布楚条约依然生效。清廷同意之后于次年春天派了一个代表团与俄国人谈判。俄国于是从库页岛越过鞑靼海峡在满洲沿海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建立了哨所，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上游一百五十英里的 马里因斯克也建立了哨所，以此加强它的地位；同时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开放南京条约的口岸让俄国贸易。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伯爵在前往日本的途中驶进了上海，次年又在上海作短期逗留，这使清当局对俄国人的用心感到忧虑。
出国去欧洲的穆拉维约夫在1854年回俄国，此时俄国正与英法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所以英法对俄属远东的真正威胁是存在的。总督得知划定中俄的满洲边界之事时很生气，立刻加以制止，这样就更使北京对俄国的意图困惑不解。鉴于英国拥有威胁俄属远东沿海的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穆拉维约夫说服沙皇尼古拉一世采取一项积极的政策。穆拉维约夫争辩说，如果俄国不采取行动，英国人可能夺取库页岛或黑龙江下游。他还得到俄国在北京传教士团的大司祭鲍乃迪（n.n.卡法罗夫）的支持，后者告诉他：在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议论把黑龙江北岸让给俄国的可能性，其理由是“黑龙江诸地……根据传统的权利更应属于俄国，而不属于满洲人。”1因此俄国政府得到鼓舞，相信清朝可能不会反对俄国使用黑龙江，因为这样将会保护黑龙江免遭英国等外国的侵犯。在同一年，即1854年，穆拉维约夫派一支军事远征军沿黑龙江而下以防卫库页岛和黑龙江三角洲，同时知照理藩院说，由于俄国与英法正在交战，他正派一支远征队去保护黑龙江和沿海区，使之免遭敌人的攻击。
在以往，黑龙江和吉林两地的清朝守军都大大超过了一万人，但随着太平军叛乱的爆发，清政府抽调这里大部分守军去与叛军作战，结果，在黑龙江下游和满洲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十分虚弱，已经无力阻止穆拉维约夫为所欲为了。在瑷珲的守军只有一千人左右，装备极差。“他们大部分拿一根顶端涂黑了的杆子以 表示是长矛；少数人持有火绳枪，绝
大部分人肩上挂着弓和箭筒。”还有“几门大炮装在做工很粗糙、样子又难看的大车上”。1
理藩院对穆拉维约夫的照会未予置复，于是俄国的远征军通行无阻地沿黑龙江而下。但是最后，清政府开始获悉俄国人已在黑龙江下游定居。事已如此，北京对采取什么行动路线依然迟疑不决，黑龙江的鞑靼将军上奏说，阻止俄国吞并的唯一办法就是让汉人移民来填补空旷的黑龙江地区，但这份奏折未收效。
英国和法国在1854年对位于堪察加东南海岸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发起牵制性攻击，在1855年一支英法联合舰队两次企图在阿扬湾登陆，从而证实了穆拉维约夫的警告。在德卡斯特里斯湾，俄国守军阻止了一次同样的企图，但英法联合舰队给阿拉斯加的俄国定居点造成了相当的损失，英法军舰攻击了俄美贸易公司的双桅船鄂霍次克号，迫使该船的水手把它凿沉。俄国人把自己的一支小舰队藏在黑龙江的三角湾内才使之幸存下来。同时，正在黑龙江区加固俄国新要塞的穆拉维约夫通知清朝说，俄国已经击退了英法舰队的炮击，正计划派第二支远征军至黑龙江更下游地方以阻击英法的第二次进攻。他为了言之有据，声称英国人正在广州和其他地方供给太平军以武器弹药。使北京政府震惊的是，这一情报与关于英法联军正在积极支持叛乱者的其他报告不谋而合。
可是北京仍对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提出抗议，并且想到了尼布楚条约，所以强调必须划定边界。但是国内叛乱运动正方兴未艾，虚弱的满洲八旗军已无力抗御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了。因此，穆拉维约夫率领的俄国远征军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在萨哈连乌拉河屯（瑷珲），清当局甚至通过提供给养、马匹和向导的方式来帮助俄军调动，并且不受任何报酬，因为在黑龙江是禁止与 外国人作交易的。但是清当局确实接受了礼品，清朝将军富勒洪阿在直接与穆拉维约夫会面时通知后者，今后俄国远征军如无清帝明确的批准，将不得通过。富勒洪阿在向上级报告时，假装他已坚决拒绝与俄国人合作。1在马里因斯克，清朝谈判划界的代表团会见了穆拉维约夫，对他所提的要求大感吃惊，这些要求是：割让黑龙江的左岸给俄国；俄国人保留一切新殖民地；在黑龙江航行；把受影响的清朝北满臣民移往清境的其他地区。清朝谈判者提醒穆拉维约夫说，俄国政府1853年的照会已经承认黑龙江两岸为清帝国领土，当然，他们还必须把整个问题向北京汇报。
穆拉维约夫在1855年春夏两季开始向黑龙江北岸殖民，建立了伊尔库次克村、博戈罗次克、米哈伊洛夫斯克、新米哈伊洛夫斯克、沃斯克列森斯克和一个在马里因斯克对面岛屿上的哥萨克村，然后上溯黑龙江转回圣彼得堡，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那里授与他与清政府谈判和再率领一支军事远征军沿黑龙江而下的全权。2
太平军叛乱不但抽空了满洲边境的旗兵，因而削弱了清帝国与俄国人谈判时的讨价还价地位；而且叛乱还弄得省库空虚，使政府放松了对吉林和黑龙江汉人活动的各种限制，造成边境盗匪猖獗，社会秩序瓦解。政府因缺乏兵员，不得不停止旗兵每年的狩猎活动。政府入不敷出，不能再供养其满洲旗人，并且很快就拖欠了军饷。
特别在满洲，清廷已取消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才能担任满洲边境将军的规定，并且在1853年任命了一名汉族旗人任吉林将 军。政府还改组了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财政。在此以前，中央政府几乎要负担吉林省五分之四和黑龙江全部的行政费用。中央政府已不可能再负担这样的支出了；因此户部将贴补吉林和黑龙江的责任分摊给其他各省。这项措施收效不很大，因为负分摊之责的各省经常不能完成任务，结果满洲边境诸省开始自己发展财源，它们征收新税，开发官办屯田和军垦以支付各项费用，还特设了一种“随缺地”以补旗兵每年收入的不足。
清政府在1853年停止发许可证给挖人参的汉人，使人参的收益可用作军饷，但是它随即准许汉人的私营企业垄断金银矿的开采权，而由官府征税。政府早在1815年以同样方式准许采煤，没有发生过麻烦；但是围绕开采贵金属——特别是黄金——所出现的情况就不同了。在开采黄金的矿工中出现了那么多亡命之徒，以致政府最后不得不再次取缔对黄金的开采。1
这些措施远不能创造一个安全的满洲边境，甚至也不能作一次强大的武力炫耀，足以使穆拉维约夫犹豫不决，使清朝赢得时间。清政府显然把征剿汉人的内地看得比防卫满洲边境更重要。另立王朝的太平天国叛乱无疑具体化了满洲人的传统恐惧，即汉人可能有朝一日会把他们推翻和赶出中国；但满洲人所处的地位与处于叛乱时期的任何王朝是一样的，并且作出了任何汉族王朝都会作出的选择。中国本土这时是满清的心腹之地，所以在必要时，以牺牲边缘地区为宜。
1856年，当穆拉维约夫的第三支远征军沿黑龙江顺流而下时，满洲当局除了掩盖真实情况外，别无其他选择。从此，俄国人以保护该地区不受英法的攻击为借口在那里随意出没，其实在穆拉维约夫的远征军被派出之前，1856年的巴黎会议已经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俄国移民建立了许多新城镇，开发了一些大林 区作为耕地。也是在1856年，圣彼得堡政府没有通知中国就单方面设立东西伯利亚的滨海省，来管理俄国在堪察加、库页岛（根据1855年下田的俄日条约，该岛在俄日之间仍未“划分”）以及黑龙江河口所占有的土地。新省份的首府是尼古拉耶夫斯克。
正当清政府继续追求把汉人移民排除在北满以外这一目光短浅的目标时，俄国政府则把俄国移民移居到这个地区，这样，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北黑龙江流域和滨海的领土上已经大部分是俄国人了。根据俄国的官方材料，这些地区的总人口约为两万四千人——黑龙江区为8，370人，滨海区为15，594人。其中6，349人为俄国人；在黑龙江区者为2，950人，在滨海地区者为3，399人。中国人只有约2，400人——约1，500人在黑龙江区（主要在黑龙江-结雅河流域），约900人在滨海区。到1858年，有四艘俄国轮船往返于黑龙江水域，同年俄国海军又从喀琅施塔得增派了七艘。在蒙古和满洲接壤的俄国边境，驻有16，000名俄**队，配备着四十门大炮。1另一方面，黑龙江的旗兵一直没有超过几千人。例如，瑷珲“有能容纳几千名士兵的造得很好的营房，但没有看到一名士兵——甚至岗亭也是空的”。2
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使俄、英、法三国都腾出了手来重新在中国展开活动。不久，英国和法国政府开始计划向清帝国提出要求，以争取修改条约和同意让欧洲商人按照欧洲的传统做法在 中国沿海经商。英国人和法国人还向俄国政府建议，俄国应对它们的要求予以合作，但圣彼得堡拒绝了这一建议，反而宣称它对清帝国既不使用武力，也不进行恫吓。可是圣彼得堡明白，俄国可以利用英法侵略的事实来为自己取得英、法可能获取的一切贸易权利，同时还可以重新划定在满洲的中俄边界。俄国政府打算通过外交手段达到这些目的，于是派普提雅廷从陆路来中国，试图在北京进行谈判，但清当局先在恰克图，然后又在天津拒绝他入境。但普提雅廷不为困难所阻，他访问了日本，在长崎和函馆为俄国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然后乘船前往香港与西方盟国会合。他与美国使节一样表现得不那么好战，是战争中的中立观察者，但却像交战国那样提出签订条约的要求。普提雅廷背着西方盟国，又另附一份照会，要求把黑龙江左岸和乌苏里江右岸划作边界，还暗示它的要求得到了欧洲列强的支持。1俄国的这份照会是装在像美国装照会那样的封套中送交清当局的。
在1858年天津谈判期间，关于黑龙江和滨海领土的要求，手段高明的普提雅廷想方设法把其他三国使节完全蒙在鼓里。而清当局希望使西方人互相对立，就分别与他们谈判，这样无意中方便了普提雅廷的计谋。结果，他们给了普提雅廷充当调解人这一角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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