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初当英国人再次要求进入广州时，徐广缙在全城及乡下动员民兵搞自卫，这种高昂的反抗外国人的民气受到清帝的嘉许。由于巴麦尊没有做好发动第二次战争的准备，英帝国后退了下来。总督徐广缙与那位表面上气壮如虎的巡抚叶名琛受到清帝的器重和士绅们的赞扬：英国人十余年来“蹂躏我边境，追捕我男妇”……若非这些官吏体恤人民，“鼓其勇气，使之众志成 城，则似此一举，实不可得”。1结果便形成了僵持局面。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条约虽已签订，但在广州依旧未生效力。西方的贸易，象以往一个多世纪一样，继续在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敌意尚未消除的情况下进行，何况此时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又已在内地爆发起来。所以新的中外关系的结构是无法在这种旧背景下创立的。
2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71—76页。 1 小韦克曼：《1839—1861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104页引用了1849年5月11日散发的一份中文揭贴。中国官员与接连几任英国公使的通讯往来以及他们对广州绅士及民众的告示，已由佐佐木正哉从英国档案中编辑成《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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