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

    口岸在新的条约制度下只是逐渐开放的——广州开放于1843年7月27日；厦门于11月2日；上海于11月17日；宁波于1844年1月1日；福州于1844年6月。另外，7月3日和10月24日分别同美国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只不过是给条约制度锦上添花而已。

    顾盛代表美国人方面，试图以要挟北上来得到他要签订的条约；他话音未落就在广州获得了他所谋求的条约。他没有别的事能插得上手，但他是一位精明的律师，便更明确地琢磨出了几条治外法权条款，另外又加进了几条有助于使缺乏象香港那种基地的美国人也能参加中国沿海贸易的条款。在这些新开的港口，美国人采用一种省钱的变通办法，即由商人临时担任领事，但这种做法对英国想让领事来执行条约规定的努力几乎没有什么帮助。1

    在法国方面，拉萼尼代表主要致力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并要求清帝国政府能给予宗教自由。耆英的第一着棋是利用旷日持久的谈判以达阻止拉萼尼北上北京的目的。同时耆英也看出，这位法国使者要求的让步要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得到的还要多。在最后同意给基督教以宽容的时候（这意味着取消雍正帝的禁 令），耆英含着眼泪告诉这位法国人说：“你劝我作出的这种让步……也许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你有义务拯救我……帮助我。”耆英于是企图只限定在各口岸传教，但最后没有成功。11844与1846年的上谕重新允许中国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并且恢复了在雍正时代查抄的某些教堂。基督教新教获得了同等的许可权利，但是教士不得离开条约口岸去内地旅行。法国人接着在广州和上海设领事。由于贸易发展很慢，上海领事孟体尼便致力于维护他职务的尊严及法兰西的利益。

    耆英和美、法打交道的政策是这样的：“一视同仁”，让这两国都能通过最惠国条款得到和英国同等的权利，不使他们因为享受到了同等特权而感谢英国。他这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想离间法、美同英国的关系，以期将来能利用法、美来反对英国。他也认为仍要把广州继续作为中国外交的接触点。

    和这种外交相辅而行的是清朝重建沿海军事的纲领，其中包括海军的训练、火器的使用以及建造新的炮台和要塞。但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想获得西方武器的势头逐渐减弱，这是因为耆英的安抚政策看来还颇著成效。因此不需要花大气力去重新建设中国的军事力量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