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利璧迦在丈夫周至美的眼里，是一个很幸福的妻子，她对目前的一切基本上是满意的，所烦恼，所讲求的仅仅是一种”舒适度”——心灵的、感觉的和精神上的，是大局已定后的小调整。
况且她已经把自己照顾得那么好：
利璧迦不怕放假，每一个月她总会选一天留在家中收拾这个那个，非常享受的样子，有时候蹲在露台剪理盆栽，便可度过一个下午，阳光照在她纤弱的背部，她开着一部小小无线电，边听音乐边劳动，真懂得放松。
谁知道她最钟爱的音乐名叫”爱情是极之奢华的一件事”。
她还爱收藏各式各样的香水。
然而，利璧迦最终还是出走了。她够勇气，她不想和周至美过那种表面高贵宁静，内里却毫无沟通的夫妻生活。
但她最终还是摘不下中产阶级特有的伪善，她根本没有和丈夫说个明白，而是悄然出走的。
事到临头，周至美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弄得要请私家侦探去找她的行踪，并对外谎称她旅行去了。
谁也撕不开伪装。
彬彬有礼，知书达礼的幌子下，往往是自私自利的心灵，这是中产阶级的特征。
他们不是社会底层为五斗米折腰的打工仔，也不是明火执仗穷途末路的黑道人物，但他们也不见得快乐。
《两个女人》之中的施扬名的所作所为更是暧昧不清。
他有如花美眷，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时间与我开了一个大玩笑，结婚十年之后才找到一个真正喜欢的女人，相处十年的女人只是代替品。”
他这一下子放弃伪装，还我真我不要紧，差点把一个原来好好的家庭拆散了。
他说从来没有爱过妻子，那么，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又如何？
住在一起，他才发现，任思龙并不像一般的女性，如果说，他的妻子美眷是一株柔弱藤萝，任思龙则是一棵独立得已扭曲了的树。
她说：”我不是那种割破手指也得等你回去哭诉的女人。正如你说，已经太迟了，多年来我只有我自己，我没有倚靠别人的习惯，我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信托于你。”
这是对施扬名自尊心的很大打击，他发觉他驾御不了任思龙。他对日常生活的重复产生厌倦而短暂的逃离，到此也就宣告结束，他又回到了妻子孩子身边。
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妻子、孩子、亲戚、朋友，他只看到一个个宽慰的笑容。显然大家都庆幸施扬名终于灵魂苏醒，从狐狸魔掌死里逃生。
他们不但没认为他可耻，说不定还佩服他的勇气，毕竟一个男人，稍微行差踏错，算是什么？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这就是中产阶级里的人，在他们眼里，下层的人，都是疲倦的，苍白的，闷厌的。一个个脸上无光，靠着铁栏杆，没精打采，上了一回班，衣服的皱折与脸上的皱折都写着疲倦，男男女女，都没有一点光彩。生活到底是为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像利璧迦和施扬名等人，他们辛苦了十来年，总算已经脱离了挤公车的劳苦大众阶层，但是他们的前程又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是不知道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仍然也是他们的苦恼。
亦舒的行文之中，不是不讽刺的，并时时有着善解人意的批判。
她这样看婚姻：
人们到底为什么结婚呢？怕年老无依，故此找个伴，但这个伴必须要在年轻的时候预先订下，故此在有可能性的几年中挑了又挑，直到肯定不会有比这位更好了，立刻抓住…非常难玩的游戏。
《香雪海》
她这样写大男人心态，最喜欢的是拥红簇绿：
宁馨儿穿件黑色的丝旗袍，一副独粒头钻石耳环，淡妆，配一黑琼皮半高跟鞋。衣服穿在她身上不知多舒服熨帖，更衬得她脸若芙蓉，色如春晓。
一边阿琅顶着头卷发，圆眼睛国嘴唇圆鼻头，可爱得像只洋娃娃，更引得外国人啧啧称奇。就算是我的敌人娜娜，她也刻意打扮过了，直发如瀑布般撒在肩上。
我忽然飘飘然起来，此刻除了韦小宝，谁还像我似威风，男人有这一刹那，虽死无憾。
《曼陀罗》
书中人物的性格，甚至是某一个阶层人物的性格，廖廖几笔，便尽显出来，活灵活现了。
这里面也有着虚与实之对称。
亦舒的小说主角多为女性。
都市，都市女性，都市女性中产阶级的的生活方式、梦境和适度的社会化写作原则，构成了亦舒小说基本的要素。
都市，**的沼泽地，人类沉沦其中而难以自拔，亦舒作品以女性为落脚点。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下都市的存在状态，同时以都市当背景又浮雕般地凸现出形色纷坛、姿彩各异的女性生存形态。
她对笔下的男性角色没有像对女性角色那样去用心修饰，甚至经常把他们描写得非常不堪，如《喜宝》中的勖存姿、勖聪慧，《玫瑰的故事》中的方国栋、方协文，《没有月亮的晚上》的陈国维，《我的前半生》中的史涓生等等。
她可以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如果说她的”性别歧视”可以为男性读者所容忍，是因为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文字操作技巧，诸如曲折的故事，传奇的色彩，独特的氛围，文采夫成的语言，巧妙的反讽特色等等，让人们很容易专注于此，沉醉其中而忘了别的。
文学史上诸多作品作为男权话语的载体，经常出现圣母和夏娃两种极端形象，以代表女性的神圣性和邪恶性。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卡莫迪一针见血地指出：
关于妇女从属地位的最意味深长的证据之一，是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好，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坏这样一种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暗示着：只有男人才是正常的，才有适度的人性。结果，女人或者被拔高为女神、贞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从历史上看，她们一直未能平等地分有同样的人性。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亦舒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独到的、真实的女性经验，以一种细致入微的写实技巧将女性的命运，她们心理的和生理的，以及其他种种有关的**追求和经历遭遇，用一种较为真实自然的形式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颠覆了男性文学中圣洁／邪恶的女性神话模式。
而另一方面，亦舒又运用女性观点对男性世界作了一番扫描，坚决批判男性霸权主义，蔑视和排斥男性中的懦夫，同时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赞扬和接纳。
不过这样的个案很少，因为亦舒心目中完美的男性形象条件非常高。《我的前半生》中的翟有道算是一个，但作品没有展开去写他，只是说他气质很好。
《绮惑》中的林振川也算一个，因为他见义勇为，处事冷静，乐于助人，并晓得：”男女双方分手，男方切忌提及女方不是。””这是做男人最起码条件，人格要紧。”
还有《寂寞鸽子》中的许开明，也真算得上是个”开明”的男人。能够放弃俗世的生活，现成的家庭和公认的理想爱情，听从心灵的呼唤去追求尘世以外的感情。
但这些人物总不如她笔下的女主角写得精彩。男主角往往是虚写，女主角才是实写。
一个黄玫瑰，一个子君，一个香雪海，一个宋榭珊，一个姜喜宝……已经给人很多话题。
但这远远还不能概括亦舒笔下的女性类型呢，还有许多许多。
她们有些是红尘中人，有些则是不染俗务的；有些是同香港一道成长起来的，有些却是移民潮中的一员，但亦舒就有本事把她们一个个写活。
这些俏丽绝伦、聪明机敏、追求真情的女主角们，给小说蒙上一层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有时候，亦舒会很有分寸地保持着一种矜持与克制的态度，写得很理性，合情合理，但有时候，她索性任性而为，放开来挥洒。这截然不同的两极，反倒可以作为她写作个性的一部分被激赏，构成有魅力的一面。
在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既有对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追求，又有对腐朽的铜臭味的厌恶和对纯粹、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憧憬。这是与她一方面受教于传统文化，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向往追求新潮，又未能彻底摆脱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是以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性格有关。
她的女主人公便因此而各适其样。
于君是独立的，喜宝是寄生的；玫瑰是浪漫的，宁馨儿是神秘的，宋榭珊是外冷内热的，花解语是善解人意的；慕蓉琅是少不更事的，贝秀月是漠视一切的；姚晶是寂寞的，杨之俊是矛盾的；邵子贵是明朗的，海媚是带点邪气的；邓永超是沉静的，香雪海是佻达的……
这些人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会觉得她们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
由她们支撑起来的爱情故事，便再不是如田园风光船恰人，如青草地，小黄花般醉人了。那种多血质的，耽于幻想和情感漫游的梦境色彩也不易保留下来。
这也是亦舒和琼瑶最不相同的地方。
琼瑶作品中的情意缠绵，白头到老，相敬如宾，琴瑟相和的爱情童话，到了亦舒这里，好像比”白头宫女在，闲坐说天宝”的情景还要遥远了，而家庭破碎，劳燕分飞的情形却比比皆是。
所以，不仅亦舒，近年的港台言情小说，多是一些都市人无爱的故事。这些都市新人类，自然而然地商业化，着重物质，表面上熙熙攘攘，骨子里则是孤寂冷漠的。
言情小说家无非也是红尘中人，他们生存成长于斯的旧的传统道德摧毁了，新的价值体系又未建立，经济发展骤变下形成的一切以金钱为第一衡量标准，他们也自然而然地顺着社会潮流走。
也许，这正是亦舒的言情小说越写越冷峻的因由，再也不相信爱情的天长地久了，在宣布”爱情女神死了”之后，记录的往往是露水姻缘或奇情畸恋。
呜呼，正应了《牡丹亭》的那句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农业文明阶段或是刚刚跨入工业时期，琼瑶的作品应该抢尽风头，天性纯洁的少男少女毕竟还比较多，躲在象牙塔里幻想”佳期如梦””柔情似水”不失为一种善良的选择。
在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也许可从亦舒的都市传奇中寻找生活的路向——她的言情系列中的强者，开始的时候，也都是生活与爱情中的弱者。因此，在台湾，琼瑶已经不怎么热了，而在香港，亦舒却似乎还是其热未减，还能继续流行下去。
□ 作者：钟晓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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