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台湾著名的围剿《自由中国》事件。
这时，中国大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刚刚过去，而在台湾又围剿胡适，持续了大半年。1957年，胡适曾给赵元任写信说：
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为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我的看法是，我有一个责任，可能留在国内比留在国外更重要，——可能留在国内或者可以使人“take me more seriously”。我underscored the ore”，因为那边有一些人实在怕我说的话，实在have take me seriously，甚至于我在1952—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⑨
第二年4月，胡适便果然回到台湾省，就任台北的“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回到台湾不久的一天晚上，自由中国社举行宴会欢宴该社朋友。胡适在宴会上演说《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来组织一个在野党，并极力表彰雷震为民主自由所作的贡献。他说：
这几年来，如果说言论自由格外普遍，我觉得雷先生的功劳最大。我说台湾应该替他造一个铜像，以表示他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⑩
胡适与《自 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合影
随后，《自由中国》便大力鼓吹胡适的倡议，宣传积极展开“新党运动”。雷震要求胡适出来领导，做党魁，实际工作则由雷负责。但胡适只同意担任顾问，却极力鼓励雷震出来组党。到1960年，筹组新党的活动颇为热烈。8月13日，在中坜举行竹苗桃三县座谈会，雷震宣布新党将于9月底或10月初正式成立。
然而，当新党积极准备组成的时候，9月4日雷震便被捕了，同案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编辑兼新党秘书傅正、《自由中国》会计刘子英、马之三人。经军事法庭审判，雷震以“为匪宣传”与“知匪不报”两项罪名判刑14年，刘12年，马5年，傅正被判感化3年。
胡适当时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曾为雷案致电陈诚，希望由司法审判，不要军法审判。回台湾后，雷案已经宣判，他接见记者时说：
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应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胡适在桌子上一拍)是很不公平的！11
雷震被判刑后四天，中国民主党便正式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但终于因雷案受重大打击而胎死腹中了。《自由中国》也因雷震被捕而停刊，至此历时11年，共出260期。
为在台湾争取一点民主和言论自由，雷震付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坐了十多年牢！而胡适呢，总觉得“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12 对雷震事件始终是内疚弥深，却又莫可奈何，以至于愧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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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雷震解释胡适的《“自由中国”的宗旨》的话，见他所作《创刊“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载台北《自由中国》半月刊第16卷第6期，1957年3月16日出版。
②该文载《自由中国》创刊号，作发刊宣言；以后每期都登载这四条宗旨。题下署“民卅八，四，六，船上。”而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系于四月十四日，不知何据？
③从《自由中国》创刊，到1950年初，胡适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自由中国”的宗旨》，《民主与极权的冲突》(均载第1卷第1期)，《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第2卷第3期)。
④此信写于1951年8月11日，载《自由中国》第5卷第5期，同年9月1日出版。
⑤参看《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17册，1951年9月24日记所收香港来电报译文。（三版注）
⑥《胡适言论集》分甲乙二编，甲编为“学术之部”，1953年4月出版；乙编为“政治问题及其他”，同年7月出版。台北华国出版社由王云五主持，王系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时代的老师，故获得印行此书的优先权。
⑦此文作于1956年10月21日，载《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同年11月5日出版。
⑧参加这次围剿《自由中国》的报刊，如《军友报》、《国魂杂志》、《青年战士报》等属“军方”，《中华日报》、《政论周刊》等属“党方”，《幼师》杂志属“青年救国团”。下文所引围攻《自由中国》的言论均见这些报刊，不另注。
⑨胡适1957年7月26日致赵元任信，见《胡适给赵元任的信》，台北萌芽出版社1970年6月版，第128～129页。
⑩胡适的这次演说由杨欣泉记录，载《自由中国》第18卷第11期，1958年6月5日出版。
11胡适于1960年10月23日返台，当晚接见记者，表示愿意为雷震作“品格证人”。
12此处引文转引自文德《雷震、胡适、中国民主党》一文，载《八十年代》第1卷第3期，1979年8月出版。又上文雷震判刑14年（原作10年），系根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8册1960年11月18日所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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