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间，华北局势“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投降气氛颇为浓厚。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侵略者订立了秘密的《华北防共协定》，但宋哲元统率的二十九军毕竟是曾经在长城奋起抗日过的军队，5月30日夜的干部会议便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
胡适得知此情，于31日作《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进一步晓以民族大义，其中说：
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有心破坏中华民国的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史上永远是国贼。……熙洽、张景惠、殷汝耕都没有力量，因为他们都脱离了国家的立场，所以永远成了汉奸国贼，他们不能不托庇在敌人的铁骑之下，做了受保护的奴才。这些奴才将来都有在中山墓前铸长跪铁像的资格。我们这个国家现在虽遭厄运，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不可不明白这一点：一切脱离国家立场的人，决难逃千万年的遗臭！7
他对汉奸国贼的斥骂，对卖国行径的谴责，都是正气凛然啊！
胡适又亲自去拜望过宋哲元，为宋陈说“不丧失主权”和“服从中央”两大原则。8自然，他所竭力维护的“国家统一”、“服从中央”都是指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是，在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却也只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望勉强统一中国、统一全民族来共同抗战，这不是中国当日的现实吗？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积极促成和平解决，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终于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迅速建立起来，使全国进入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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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碑文全称为“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有拓片，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之《尝试后集》中，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
2同见上书。该诗有跋，云：“公墓碑刻成建立后，何应钦将军有命令，一切抗日的纪念物都应隐藏。于是傅作义将军在碑上加一层遮盖，上面另刻‘精灵在兹’四大字。”《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2册，1935年7月5日(误记为6月5日)有详尽的记载。该诗文字稍有不同，第二句为“埋藏隐晦不须悲”，第三句为“山灵将待我来日”，一、四句同。（三版补注）
3《世界新形势与中国外交方针》，载《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0日出版。
4汪精卫1933年11月2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220～221页。
5胡适1933年12月20日致汪精卫信(稿)，同上书第225～228页。
6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上书第322页。
7《敬告宋哲元先生》，载《独立评论》第204号，1936年6月7日出版。
8参看胡适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稿)。同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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