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宋哲元在北平居仁堂举行谈话会，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胡适应邀出席，并在会上慷慨陈辞，反对所谓“冀察自治”；会后，他又与北平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宣言，反对任何脱离中央、破坏国家统一的阴谋。他还撰写了《华北问题》一篇专文，指出：
决不能容许任何区域在此时机脱离中央而变成受外人卵翼的独立区域。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时候，若有任何破坏统一的事变出现，主持的人必定成为全国人痛恨的对象，必定成为历史上孝子慈孙永远不能洗刷的大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正是我们今日最应该牢记的一句话。况且华北当局诸公要深切觉悟，在今日形势下，一切委曲求全的计划都是空谈，……诸公岂不知道他们逼迫华北“自治”正是一百分的侵我主权，正是一百分的干涉内政，正是一百分的谋我疆土！此等谬说岂可轻信！14
这里，胡适不仅表达了我中华的民族大义，而且也开始否定“委曲求全”的妥协态度了。此后，《独立评论》又接连发表了翁文灏的《我们应努力拥护统一》、傅斯年的《北方人民与国难》、《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及胡适的《冀察时局的收拾》等多篇文章，15 都明确反对“华北自治”的阴谋。这些情况告诉人们，胡适和《独立评论》在抗日方针上唱低调，在舆论上助长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铸成了错误；然而，他们又毕竟不同于亲日派，毕竟是一群具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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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战事的结束》，载《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出版。
2见《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日方所提的五项原则，是1931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通告我国驻日公使提出的；同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长篇声明书，其中第四节又重提这五项原则为中日直接交涉的先决原则，其文如下：(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全。(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之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四)对于满洲各地之日本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的业务予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日本帝国在满洲之条约上的权益。
3《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载《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出版。
41932年10月18日郑螺生、方之桢、林有壬致胡适信，就“一、东三省解除武装，二、东三省设立自治政府，三、关于日方利益之中日条约，四、中日和解公断不侵犯及互助条约，五、中日商约”等五个问题向胡适提出质问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广大知识者的见解。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36～139页。
5分别载《独立评论》第32、34、39号。
6《内田对世界的挑战》，载《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出版。（三版注）
7参看本书第3章第12节。
8见《独立评论》第46号所载《西安通信》，1933年4月16日出版。
9《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载《独立评论》第46号。胡适后来口述自传时，也说了大致相同的意思：
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10《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刊，1933年6月3日出版。
11参看胡适的《又大一岁了》，载《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出版。其中说：
独立社员至今没有一个散伙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华北的重要》(第52、53号)引起了孟真的抗议，他写信来说他要永远脱离独立了。但后来我们当面谈过，彼此也都谅解了，孟真至今还是独立评论的台柱子。
12《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载《独立评论》第44号，1933年4月2日出版。这篇文章，举1914年比利时被德国占领，四年复国；1871年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过了48年才收复失地，提出“我们可以等候50年”！其中虽有一点亡而复兴的信心，但毕竟太消极，太被动，太悲观了，故而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与批评。
13《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载《独立评论》第102号，1934年5月27日出版。
14见《独立评论》第179号，1935年12月1日出版。
15分别载《独立评论》第180、181、1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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