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胡适在伦敦与英国代表威灵顿勋爵达成协定
在海外读中国的敦煌卷子能有这么多收获，胡适真是喜出望外了。至于这些中国的东西为什么竟要到英国和法国去读，他似乎没有想，似乎也不愿意去想。
转眼到了年底，胡适离开英国到美国去。在大西洋航行的海轮上，他匆匆挥笔写了《海外读书杂记》，向读者报告他所得到的几项材料和收获。回国以后，他把从巴黎伦敦影印带回来的神会遗著整理写定，又作一篇很详细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合编成《神会和尚遗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7
该书序言中说：
神会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却被埋没了一千年之久，后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语录埋藏在敦煌石窟里，经过九百年的隐晦，还保存了两万字之多，到今日从海外归来，重见天日，使我们得重见这位南宗的圣保罗的人格言论，使我们得详知他当日力争禅门法统的伟大劳绩，使我们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禅宗伪史，而重新写定南宗初期的信史：这岂不是我们治中国佛教史的人最应该感觉快慰的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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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6册，1926年8月26日（三版补注）。胡适在《神会和尚遗集序》里也说：“我借这个机会要对许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谢。我最感激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的dr.lionel giles，巴黎的professor paul pelliot，没有他们的热心援助，我不会得着这些材料。”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月3版，卷二，第292～293页。
2《海外读书杂记》。此文原为留英学生会的杂志而作，后编入《胡适文存三集》。引文见该书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四，第539页。
3袁昌英1926年12月18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412页。（三版注）
4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5册，1926年9月18日后所附传单，及1940年12月30日的补记。（三版注）
5同上书，第6册，1926年12月17日。（三版注）
6《楞伽师资记》的这两种写本，胡适当时都托人影印带回国内，想整理付印，却始终未印成。1931年朝鲜的金九经借去，校写为定本印行，胡适为作《楞伽师资记序》。这篇序文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
7《神会和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出版，又名《荷泽大师神会遗集》。其中收遗集四卷，跋四则，附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所收“荷泽大师神会语”一卷；胡适所撰的《荷泽大师神会传》印在卷首。
8《神会和尚遗集序》，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二，第292页。胡适对神会和尚的考证和评价及其他有关禅宗史的著作自然难免有错误和武断之处，人们对胡适论禅也见仁见智，评价很不一样。大致看来，侧重于研究“禅”学的人——如日本的铃木大拙——说“胡适根本不懂禅宗”；而侧重研究禅宗“史”的人则多肯定胡适的考证，如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叙述唐代禅宗的南北之争，便与胡适的见解颇有一致的地方。读者可参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3编第2册，第7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1版第601至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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