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

    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1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

    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

    缩地勘天差可拟。

    梅生梅生毋自鄙！2

    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3

    这“八事”便是后来的“八不主义”，代表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纲领性意见，虽然大多就形式方面着眼，但也明确提出了“精神上之革命”一方面。因此，简单地认定胡适这些主张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收到胡适的这封信以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并极力称赞说：“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项外，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4 把胡适的主张誉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就当时文坛的状况来看并不为过。

    1917年1月，胡适按陈独秀的要求将上述八项主张“衍为一文”，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是胡适鼓吹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篇正式宣言。其中主张“言之有物”，又朦胧地反对**主义的“文以载道”说，鼓吹进化论，用以解释文学发展变迁的规律，肯定通俗行远的白话小说，提出“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观念，反对摹仿古人，提倡“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论点，充实了文学革命的内容。

    胡适还提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5 胡适希望文学家作费希特、玛志尼，用文学为祖国的独立自强而积极奋斗，反对无补于“病国危时”的哀伤痛哭、无病呻吟的文学，这种积极的爱国主义文学思想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