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号信内所言冬秀之教育各节，乃儿一时感触而发之言，并无责备冬秀之意，尤不敢归咎吾母。儿对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盖儿深知吾母为儿婚姻一事实已竭尽心力，为儿谋美满之家庭幸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以上各节，以母书中有“时势使然，惟望尔曲谅此中苦心而已”，故书近年来阅历所得之言，以释吾母之疑虑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第647～648页。)
可见第三号家书中必流露有不满意情绪，才引起胡母的疑虑，以致胡适又要在九号家书中加以解释。第三号家书不见于《藏晖室札记》。
3《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一八读致韦女士旧函”(1917年5月4日)云：“昨在韦女士处见吾两三年来寄彼之书一大束，借回重检读之，乃如读小说书，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1915与1916两年之书为多，而尤以1915年之书为最要。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上海亚东版，第1137页。)
4《藏晖室札记》中记胡适与陈衡哲通信会面情形多处，摘引数则，以见其亲密谐趣之一斑。
1916年10月23日记“答陈衡哲女士”一则，云：
女士答吾征文书曰：“‘我诗君文两无敌’(此适赠叔永诗中语)，岂可舍无敌者而他求乎？”吾答书有“细读来书颇有酸味”之语。女士答云：“请先生此后勿再‘细读来书’，否则‘发明品’将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细读来书”，怕失书中味。
若“细读来书”，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真不得开交。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声明读几遭？(上海亚东版，第1037～1038页)
同年11月1日，因彼此称呼问题又“寄陈衡哲女士”，云：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11月3日记“陈女士答书”，曰：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答云：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上海亚东版，第1045～1046页。)
1917年4月11日追记与陈衡哲初次见面情形：
4月7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e)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10月始与女士通信，5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40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可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上海亚东版，第1125页。)
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十日谈》第26期上有一“文坛画虎录”专栏，发表“象恭”写的《陈衡哲与胡适》一文，中说：
当陈女士留学美国时，我们五四运动的健将胡适先生同时在美国留学，彼此以都是中国留学生，相见的机会甚多，胡更年少英俊，竟给这位女作家看中了，要求彼此结为永久伴侣，但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在我们旁观者看来，对于自投送门的海外艳遇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拒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太不识趣吗？但是我们那里知道胡先生是还另有一番苦衷。(中叙胡适已订婚事，略)……所以把陈女士“负责”介绍给“他的朋友”任叔永了。
任叔永与陈衡哲读了这篇文章很生气，拿了去找胡适。胡适读了也很生气，便写了一封信给《十日谈》编辑先生提出抗议，并要求“向原文中被攻讦诬枉的各人负责道歉”。胡适的这封信是8月13日写的，信稿草就以后又送给任陈二位看过，经研究并“添注”了意见，再送回胡适“亲笔抄写”过，又送任陈“再读一遍”，方才寄出，载《十日谈》第39期(1934年8月30日出版)。信中批驳“象恭”文章，第三项说：
(三)“象恭”君此文中最荒谬的，是说陈女士曾要求与我“结为永久伴侣”，我拒绝了，然后把她介绍给任君。事实上是，在留学时代我与陈女士虽然只见过一面，但通信是很多的，我对她当然有一种很深的和沌洁的敬爱，使我十分重视我们的友谊。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婚姻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我们那时都在青年的理想时代，谁都不把结婚看作一件重要的事；第二，当时一班朋友都知道陈女士是主张不婚主义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去碰钉子。她与任君相识最久，相知最深，但他们也没有婚姻之约，直到任君于1919年第二次到美国，陈女士感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才抛弃了她的不婚主义，和他订婚。
《十日谈》虽然登载了《胡适之来函抗议》的信，在“编者案”中也向任、陈、胡三人“告罪”了，但断然否认有“恶意的挑拨与攻讦”，而且用“没有这种事实，也是可能的”这样含胡语气，言外之意好像仍不能信其无。以后，关于胡适与陈衡哲的故事，便成为文坛好事者传说猜测的一件“疑案”。
陈衡哲(1893—1976)，笔名莎菲，江苏武进人，留美攻历史，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教授。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小雨点》、《衡哲散文集》等。
5《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二题室中读书图寄禹臣近仁冬秀”(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页。
6《藏晖室札记》卷四“三三得家中照片题诗”(1914年6月6日)。上海亚东版，第249～250页。此诗又载《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民元号)“新大陆诗驯栏，题为“出门一首”。赵女瑟，秦人缶，事见汉杨恽《报孙会宗书》：“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抚缶而呼呜呜。”后世借以写田家之乐。
7见《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初版；所引为该诗第3节。（三版注）
8《藏晖室札记》卷七“四三择耦之道”(1914年11月22日)，上海亚东版，第471～472页。
9《藏晖室札记》卷五“三勉冬秀”(1914年7月8日)，上海亚东版，第290页。
10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30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1版，上册，第199～ 201页。
11《新婚杂诗》共五首，原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后收入《尝试集》初版；1922年10月增订四版删去第二至五首。此处所录是第四首。
12此诗初录于1918年1月12日致钱玄同信，原注云：“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上册，第10～11页。关于“采薇子”，《绩溪县志》有传，见“人物志·流寓”，可以参看。
13胡适1918年5月2日致胡近仁信。原信存绩溪上庄胡近仁的孙辈手中，石原皋先生曾抄出，附录在所撰《闲话胡适》中，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1版，第15～16页。
14同注10。
15《藏晖室札记》卷七“二二‘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1914年11月3日)。上海亚东版，第443页。
16《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6年8月9版，卷四，第81页。（此下皆三版注）
17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1版，所收《尝试后集》未收诗稿，1923年1月1日作。
18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12月初版，第4册，1923年10月3日。该日记1923年5月至8月多有关于与曹佩声书信往还及诗作日记；9月9日起至11月4日的《山中日记》及《山中杂记》中，均有关于与曹佩声(小名“娟”)共同生活的记载及有关诗作，可以参看。
1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1940年2月25日有如下一段记载：
吴健雄女士来信，友人传来消息，佩声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佩声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有半点生存话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眉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20《秘魔崖月夜》(诗)，见《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版所收《尝试后集》，1923年12月22日作。所引为该诗最后二行。
21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9页。该书第39页，作者又记江冬秀为胡适与曹佩声的关系，“经常同胡适吵闹，有一次大吵大闹，她拿起裁纸刀向胡适的脸上掷去，幸未掷中，我将他俩拉开，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22参看胡适《致傅斯年》(1928年7月14日)和《致朱家骅·傅斯年》(1928年10月23日)，均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311期灵作《胡适来校之期》一文中。
23《胡适致江冬秀函》(1939年9月21日)，见《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所载《胡适家书逊。
24关于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有的学者称之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奇”就奇在一位新人物与一位“小脚太太”的结合。其实这是“五四”时代相当普遍的现象。在新文化的许多先驱者中，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徐志摩以及梁宗岱等都是旧式婚姻，夫人也都一致小脚，胡适仅是其中一例而已。然而他们各自情况也并非完全相同，有的包办婚姻“碰得不坏”，和睦幸福，同偕到老；有的反抗挣扎，追求自由爱情和婚姻。这两类情况似乎比较少有。第三类占多数，是在忍受包办婚姻的同时，内心充满矛盾，行动上多有挣扎以致反抗，自然挣扎与反抗的程度也各不相同。胡适实际上属于这第三类。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十分幸福”，并非是“和和平平40年”，“始终一对好姻缘”。在他们白首相依的40年间，实在是充满了甜酸苦辣。笔者著有《胡适·江冬秀》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作了较为全面的叙评，可以参看。
狠男人小说最快更新，无弹窗阅读请。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