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强占我青岛,并企图独霸中国。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袁氏丧心病狂想做皇帝,亟欲取得日本支持,便公然加以承认。袁氏的卖国罪行和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中国留美学生也人人义愤填膺 ,主张对日作战,抵抗日本的侵略。这时,胡适的不抵抗主义发作了,他十分担心纸上谈兵的留学生们跟日本打起来,便写了一封英文的《致留学界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寄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大家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反对抵抗日本的主张。信中说:
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
这封信一登出来便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
在60多年之后,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龋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6
这一批评比较公允。人是有感情的高等动物,而“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胡适口口声声“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主张“理智的爱国主义”,然而当民族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神圣祖国国土的时候,谁如果还像胡适那样冷静、无动于衷、静坐读书而听任祖国灭亡,那么只能说他真是“木石心肠”,还谈得上什么爱国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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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晖室札记》卷五,“一九戒纸烟”(1914年7月18日),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310页。
2《藏晖室札记》卷四,上海亚东版,第267~268页。
3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6月18日日记及附记。上海亚东版,第44~50页。
4《秋柳》一诗见第2章第9节。此诗原载《竞业旬报》第33期,题为《秋柳并序》,署名溟游。后收入《尝试集》所附《去国集》,有1916年7月所作的跋,曰:
年来颇历世故,亦稍稍读书,益知老氏柔弱胜刚强之说,证以天行人事,实具妙理。近人争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彼所谓适,所谓优,未必即在强暴武力。盖物类处境不齐,但有适不适,不在强不强也。两年以来,兵祸之烈亘古未有,试问以如许武力,其所成就究竟何在?又如比利时以弹丸之地拒无敌之德意志,岂徒无济于事,又大苦彼无罪之民。虽螳臂当车,浅人或慕其能怒,而弱卵击石,仁者必谓为至愚矣。此岂独大违老子齿亡舌存之喻,抑亦孔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欤。以是之故,两年以来余往往念及此诗,有时亦为人诵之,以为庚戌以前所作诗词一一都宜删弃,独此28字或不无可存之价值。遂为改易数字,附写于此,虽谓为去国后所作,可也。
5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七“一五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1914年10月26日),上海亚东版,第431~437页。
6《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青年期的政治训练”注9。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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