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1这个乡巴佬要在这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
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这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先生创办的。2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
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他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3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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