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真是祸不单行，杨阳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就在报社被市委宣传部通报并即将受到经济处罚的第二天，掌管此次评选活动的报社财务总监、专职会计兼出纳突然失去了联系，连人带账本都在人间蒸发了。这个专账上至少还有三百多万元，而给旅行社的打款方法也是走一批游客打一次款，现在还有八个团的一百多人办好了手续没轮到走呢，而剩余的这些人旅行的费用就需要百余万。

    财政局到报社转款的人听到杨阳的说法，马上向有关领导做了汇报，大家认为这可能是杨阳出演的一出苦肉计，早不跑晚不跑，偏偏这个时候跑，连得知消息的朱冠军也都这么认为。他很是生气，认为杨阳是利欲熏心了，一个活动赚了那么多钱，总不能为区区五十万而使得决定变成一张废纸令大家难堪吧！何况，事先都是和他通过气的。

    其实，这位财务总监的失踪完全是事实。她是报社前年在全省人才交流会上招聘到的毕业于省财经大学的研究生，担任报社的财务总监，她是一个看起来文弱的小女孩，平时不善言辞，但业务精通，工作能力很强，处理一些账务特别做起假账来是滴水不漏，很受杨阳的赏识，在她加盟的短短一年后，便被委以报社财务总监的重任。可谁知这样一个柔弱女子竟然做出这种惊天动地的事来。报社给警方报案后，经过侦查发现账上的355万巨款早在几天前先后分三笔被汇到三个不同的账户，再通过技术手段查到该账号时，发现款已被提取出来。此时的杨阳真是扼腕痛惜呀！要知道，最早对这笔款打起主意的就是杨阳本人，这也是他要求独立设置账户的原因。起先他对小说家的策划并未怎么放在心上，当第一次收到那么多的回执时，便动起了心思。目前报纸的发行和广告是每况愈下，米老板改版的投资还继续在镜子里照着，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窘况中，早给自己打点该是明智之举。所以他指示财务总监设立独立账户，为的就是随时可以中饱私囊。后来钱越来越多，他的心真就越来越黑，本来说好给旅行社每人支付8000元，当看着已入账的钱又这样流水一般地流走时，他的心真的是好痛啊！于是，他硬是和旅行社死磨硬缠地砍价，把价格降低到零团费的4800元，其余费用全部作为游客的自费项目收取，谁知出现了真不拿钱的老魏，导致出一系列的麻烦，竟弄到这样的局面，这咋能不叫他着急得尿血。

    必须要稳住局面，杨阳暗自告诫着自己。在他上交检查的同时，从广告部里倒了几手才凑够了50万作为罚金上缴了财政局。在诚恳接受处罚的背后，他的心中再次掀起波涛，不是说自古华山一条路吗，到了这个份上还有啥顾虑，像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样，报社的好日子说不定马上过去，何不学学那个聪明的财务总监呢！杨阳暗暗筹划起一个大阴谋。

    元旦前才开过的驻站记者工作会在时隔两个月后再次静悄悄地召开。会议的主题只有一项，就是如何抓住海山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加大报纸经营力度，全面搞好综合创收。这些来自基层的记者当初被选拔出来的时候就是以懂得拉广告、会赚钱为首要条件的，他们写起新闻稿件来比较吃力，搞歪门邪道却都是一套套的很有见地，经过几年的实践，对于如何运作他们已是轻车熟路了。会议上，大家的讨论是异常激烈，提出的许多创收选题多是围绕医疗、教育、电讯、电力、保险等热门行业，大家还开诚布公地交流了自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创收”的具体做法。总编辑杨阳在悉心聆听了大家的发言后，发表了鼓舞士气的演讲。首先，他对于大家这些年里给予报社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其次，他实事求是地承认目前报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号召大家树立报兴我荣、报衰我耻的意识，和报社同舟共济、荣辱与共，共同谋求发展，力使大家的生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在热烈的掌声中，杨阳又讲起了朱军的故事，说诸位大概都认识本报原驻青坪的记者站站长朱军吧，过去他只是个开小食堂的老板，但在我们报社的精心培养和扶持下逐渐地成熟起来，现在朱军担任了中央某大刊物的主编，前些时候见到他时，人家开着奥迪a6，带着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抽的是“熊猫”烟，吃的是鲍鱼，很有派头的。这里为啥要给大家讲这个例子呢？就是想抛砖引玉地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只有懒人没有笨人，只要努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今天平凡你我他，到明天“名记”可能就是你我他。杨阳抛完“砖”后，按照大家提出来的各个“目标”，逐个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要去寻找的突破口。分析完毕，杨阳扫视着大家说：“目前，社会反响最强烈的就是中小学乱收费问题，每年在各级召开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教育深恶痛绝，教育部也搞过几次大的整顿，明确提出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省里、市里也公布了收费项目和标准，明确规定哪些属于乱收费。可下面为啥有令不行呢？中小学校开学在即，报社也不断接到读者关于教育乱收费的举报，依我看，一场特殊的‘新闻战’就从治理教育乱收费开始，向教育乱收费开炮！为此，各个记者站必须在报社的统一领导部署下，紧急行动起来，打击乱收费，促进报社搞创收。”杨阳的讲话虽然没有明说要采取敲诈的手段，但这些有经验的记者们对“以打促谈”的真正寓意都心知肚明。会后，记者部主任把海山市的十七个县区划成四个片，每片另外安排四名记者配合记者站的工作。临上“战场”前，参战的记者们配备了足够的“武器”：每组从记者部领取十个胶卷，到财务部门领取一沓空白发票。大家都很兴奋，连说这次有报社公开给撑腰，做几笔“大生意”是不成问题的。

    这些记者的工资待遇平时很低，按照《牵手百姓报驻地记者管理考核办法》的规定，他们每月浮动工资900元，实行的是“三三制”，其中300元与新闻稿件挂钩，300元与发行工作挂钩，300元与广告挂钩，完成规定任务的足额发放，完不成的按比例扣除。但是没有哪个记者真正靠那点浮动工资生活的，因为报社的创收提成很高，最高提成可达到百分之三十。一方面是严格的创收考核，一方面是高额的提成，在双重刺激下，报社全体同仁，从副主编、部主任到记者和校对员一律以“创收”业绩论英雄，报社为此还颁布了详尽的创收计划，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家从市到县再从县到乡镇采取了地毯式的搜刮办法，取得了辉煌的成效，无论是报社还是领导及个人都曾出现过短时期的“繁荣”。然而海山毕竟就只有那么些个单位，几年中，记者们仿佛是兢兢业业的渔夫不厌其烦地用小渔网在纷杂的社会这个大池塘里拉来拉去地捕捞，时间长了，再要捞上来大鱼已不是容易的事情。后来，完不成任务的记者越来越多，为了生存记者们只能不择手段地进行各种“采访”。此时做“生意”和“办案”也成为编辑记者见面的常用语。在这些“办案”记者里，担任青坪记者站站长的朱军便是杰出的一位。他像一只敬业的警犬用灵敏的鼻子在青坪县里嗅着随时可能发生的“新闻”。他在县公安局里这家门进那家门出，闲转着寻找线索。他从治安队意外地得知，头天晚上县环保局的一名干部在进行色情交易时被公安抓了现行，朱军抄完事情发生经过的记录后，正遇到此人满脸羞愧地来到治安大队交纳三千元罚金。朱军尾随着这名干部走到环保局大门口，猛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亮出自己的记者证说明身份，然后便煞有介事地开始了采访。昨晚的事情对这位干部来说已经是终身难忘的噩梦，一听嫖娼两个字脸色马上苍白起来，嘴唇哆嗦着哀求记者放自己一马。朱军笑着要了他的手机号码，留下“我会主动和你联系的”话后扬长而去。按照在治安队摘抄的办案记录，朱军写完“青坪环保局干部嫖娼被罚款”一稿后，打电话约该干部晚上十点到自己的办公室见面。记者站是由县工商局提供的，这是一座废弃的即将要拆迁的小楼，里面黑咕隆咚的不亮一盏灯。该干部提了两条香烟摸黑走进楼道，也许是心虚的缘故，竟在楼梯上摔了两个跟头，等到进屋时已是头发零乱、浑身肮脏。朱军把稿子给他看后，他猛地跪在地上哀求大记者发点善心，朱军冷冷地笑道，这个年头善心也是要用经济指标衡量的。干部哭泣地说，真不好意思，给公安局的罚款也是七凑八凑到处借来的。干部长时间的求饶，把好话都快说尽了，最后看求告无果，索性破罐子破摔地说，实在不行我只有听天由命了！长叹一声后丢下两条香烟，拖着哭声离开了记者站。本来，朱军想独自搞定这名干部，谁知事情弄到了这地步，看来不动点真的是难以下台了。于是他把稿子传真到记者部主任手里，说明了事情的原委，不无暗示地说了一些暧昧的话请主任酌情处理。很快，主任在稿件上加盖了记者部的公章，并在发稿签的“审处意见”一栏上写明：“公务员道德败坏去嫖娼，此问题的性质十分严重，中央对干部队伍建设最近抓得很紧，一再强调要从严治理，此件先在本报公开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呈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及国家环保局等单位，领导同志批示后记者继续跟踪报道。”拿到这个传真件，朱军亲自到县环保局大院找到这名干部，神情严肃地拿出主任的批示意见请他过目，然后为难地说本来我也不想发发生在本乡田地里的事情的稿件，可上面领导盯得这么紧，我吃着人家的饭就得听领导的话。这回，干部看来真的了，他一点儿也不敢怠慢，他叫朱军在门口等着，不足一个钟头气喘吁吁地拿来五千元了结事情。朱军拿到钱后，他心里说你这家伙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如果那天痛快地拿钱，也省得给主任这份了，现在因为主任知道此事并出了面，只好也给他分了2000元。朱军常常自我解嘲地说，什么是当今媒体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

    朱军的成功成为记者部主任挂在嘴边的典型范例。在他的鼓励下，各记者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石寨记者站使出了更猛的一招。该县一个地处偏僻山区的派出所自以为山高皇帝远可以为所欲为，所长在镇上赶集时发现一个美容美发厅里来了两名外地小姐，他以办理暂住证为由带两位小姐到他的办公室里履行手续。可巧，市警务督察队为该所一个多月前发生的一起自杀案来暗访。镇上两村民为了水路问题发生纠纷，双方殴打在一起各有轻伤，派出所干警在处理纠纷时，接受了一方五百元好处费，把另外一位姓胡的村民带到所里关押，要他承认错误让出水路。胡姓村民却是一块硬骨头，死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关押了两天后，所里只得把人放回家。谁知，这位村民回家后越想越气，竟拎起一瓶子农药走到派出所讨说法。所里的干警都忙着喝酒猜拳，对他这般“无赖”的表演置之不理，甚至有一干警还调侃胡村民，说别拿农药吓唬人，有种你就把那瓶子都给喝了。胡村民在干警的冷嘲热讽下为了自己的面子真的喝起了农药。干警们的酒席宴未完，他却倒在了派出所。后来还是胡村民的哥哥找到派出所，看到弟弟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才慌忙把人背着送到附近的乡卫生院，由于中毒太深，抢救无效而死。胡村民死后，家属向上告状，还给市公安局领导写了血书，所以警务督察队才到所里调查。市局干警走进所里，不见一个人影，静悄悄的，只听到知了的叫声，他们对着紧闭着的挂了所长牌子的办公室的门连敲几下没有反应，便拨通了所长的手机号码，却听到所长的房间传出“爸爸，来电话了！爸爸，来电话了！”的童音。他们很是尴尬，估计所长正在午休，大家就蹲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等候。此时，石寨记者站的记者也接到家属的反映材料前来调查。过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所长衣衫不整地开门吐了一口浓痰，督察也不说啥话直接进门，发现床上还有两个半裸的女子。记者的闪光灯弄得大家不知所措。俗话说家丑不能外扬，警务督察一看事情被记者得知，也很紧张，忙替所长求情，记者不置可否地只说晚上来办公室审稿。事情很重大，一旦被媒体披露，经过互联网一炒，可能一连串人会受到牵连。督察马上给市局领导汇报，局长迅速赶往石寨和记者会谈。见面时，记者部主任也刚刚赶来，记者不仅拿出了“派出所里所长找小姐寻欢”和“干警饮酒，村民服毒，派出所里引发命案”两篇稿子，主任还拿出报社值班副总编在发稿签上的审批意见：“此派出所发生的问题的性质相当严重，从中可以看出海山公安系统存在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中央对公安队伍建设抓得很紧，一再强调要从严治警，此件要尽快在报纸显著位置上发表，同时以本报内参形式报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及省政法委、公安厅等单位。”局长看得脸色发青，他说：“首先感谢新闻媒体的朋友对于我们公安部门工作的支持和关注；这个所的问题的确很严重，我们局党委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养奸。且通过处理该所在全市公安系统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我们对舆论监督从来都是打内心里十分感谢，但考虑到我局和你们报社都是多年里的友好合作单位，还恳请媒体网开一面，起码能缓发这两篇报道。”记者部主任一点儿也不含糊，连说我们算啥友好合作单位啊，我们的报纸公安局都没订几份。局长一听这话便马上板起脸对着跟随的政治部主任厉声喝道：“我不是说过多次，《牵手百姓报》是为老百姓说话的报纸，与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一致的，应该给每个干警订阅。”局长调转脸过来，笑盈盈地说先给我们订上两千份怎么样？两个稿子换回30万报款，而记者的提成能达到3万，真是何乐而不为皆大欢喜的好事。

    “最近又有什么项目？”这句话几乎成了《牵手百姓报》驻站记者见面时说得最多的问候语。“你真狠！”这是对创收多的记者的由衷赞叹，像朱军这样的记者还被推举为“金牌杀手”。然而对于自己的所为，这些记者们私下聊天时也是心有余悸，不过有人也自我安慰说，马克思都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们一份民营报纸也是在进行原始积累呢。

    就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中，驻站记者们迎来了报社集体组织的“炮轰行动”。为了给此次深入教育系统的“采访”活动营造出更好的舆论氛围，在他们开始行动的前一天，《牵手百姓报》刊发了国家教育部、省上和市里关于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通知，还别有用心地把外省的一个校长因乱收费被撤职的新闻加了框刊登在显著位置，而本报记者采访市教育局的稿子《明明白白交学费》也放在同一版面上，并详细标明海山市物价局批准的全市各类学校具体的收费项目和价格标准。开始行动后，不用商量和教导，各路记者的“办案”手法几乎是同出一辙：到达目的地后先找宾馆住下，然后确定目标学校，分头采访，收集证据，回宾馆迅速写好稿子，再电话通知学校校长过来看稿子，讨价还价成交后给发票卷款走人。

    选定好学校，记者便像一个特工那样蹲在校门口等待学生放学，找几个学生问学校收了多少，一共有多少学生，这样先算出学校大概多收了多少钱，然后找校长见面随便聊聊。言多必失，这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校长们露了马脚，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留了校长的电话后一回到房间，他们马上分工，匆匆处理稿件，然后请校长到宾馆“看稿”。校长进来时都还挺高兴的，以为是记者专程来写表扬稿的，等看到稿子的内容后脸色大变。紧接着他们都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哀求报社千万不要发稿。面对公开曝光的威胁，几乎所有的校长都选择了花钱消灾。“反正不是自己掏钱，又保住了位子和面子”，这些校长们有着普遍的被敲诈者的“消费心理”。而且他们一点儿也不担心，面对校园里永不枯竭的生源，学校接下来又会把这些钱转嫁到“花朵”的头上，可以另立名目继续收费，使广大学生被迫充当着这一食物链终端利润制造者的角色。

    所以面对记者们提出“报社困难，大家相互支持”的暗示，校长们大多也是主动提出给报社赞助。记者此时也成为了商人，监督对象成为了生意伙伴，学校的付出不是换得了正面宣传的版面，便是成为报纸教育特刊版的理事单位。在裸的交易后，双方的工作进入到实质性阶段，大家都趁热打铁严格履行契约，记者头不抬眼不睁地开具发票，名堂无非是“宣传费”、“理事成员会费”或“订报费”，当然关于款额他们都在心中有一个原则，按照学校多收金额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作为索要标准，他们知道学校收取这些钱时也是担惊受怕的，不是容易的事情，除了报社以外肯定还有其他的收费单位把手伸向学校，如果超出了标准，那学校打死也是拿不出的，这样做只能弄得彼此下不了台，而核实标准也是讲究游戏规则的重要步骤。

    报社简直像“三大战役”时解放军的总指挥部，每天都要及时沟通信息，通报情况，表彰先进，鞭策后进。十多天下来，在“创收”达到一百八十万之多后，报社宣布战事结束，大家进入到修整状态，等另寻到目标后再出击。这样赚钱来得快，任务完成得好，特别是在整个过程中记者们都有一种凌驾于人的权力在握的感觉，兴奋中都想一往无前而不愿意刹车，尽管知道这样的“生意”不会做得太长久，鉴于城里和城郊条件好点的学校都已扫荡过去，所以好些记者把目标转向了偏僻的乡村学校，独自单干起来。

    送走了总社记者，宝寨记者站的两名记者这两天已经刹不住车了，他们开着1000元买来的除了喇叭不响几乎全身都响、连牌子都看不出来的微型车，深入到山区转悠了几天，又弄到三四万块。对着地图搜寻了半天后，封河中学成为了他们最后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