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伟在省城里当过武警，还在省政府站了两年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复员后他一直与部队及以前的战友们保持着联系，而这层关系也成了他与各个扶贫资金发放部门建立关系的桥梁。为了能使这种关系牢靠，他想过不少办法，比如拿出家乡产的几斤杂粮，看战友家里忙，就主动地去买粮、扛煤气罐等，用诚心打动人家的心。
后来，他看到国家每年都有不少资金拨到乡村，便动了心思，把跑项目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先是拿村里的要钱报告，然后到县里、市里层层审批转报，每通过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请客送礼。等到过了市里到省里时，石寨当地产的花生、红枣等土特产再也打动不了人家了，有钱的时候请人家吃顿自己看起来算是像样的饭，或则送点烟酒这类礼品，一次少说也得七八百元，无钱时便厚了脸皮甚至到处长、科长办公室里倒痰盂。正是用这种拉关系、跑门路、厚脸皮的办法，在六七年的时间里，他以村集体的名义先后要到了大小十一笔涉及到抗旱、打坝、教育和交通建设等方面的八十多万元各类无偿资金。
按照事先和村里说好的，所有项目的前期投入均由刘宏伟个人负担，一旦项目跑到手后，不管款数多少都要给他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成。起先大多数村民认为，尽管刘宏伟积极向政府要钱要项目，他是希望从中得到好处的。但大家承认，没有他村里也争取不来扶贫资金，所以他拿点提成合情合理，于是便相安无事。当后来跑回来的钱多了，他再拿提成时，村干部和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有些过分了，便经常以种种理由拖拉。这次，他跑下来以工代赈的一个修桥项目，按照市里拨付的二十万元的款项，他要拿走提成五万元，大家便都发急了，因为本来修这座桥就需要三十万元，上面却只给了二十万元，等到被县里和乡里七扣八扣过后，真正到村上时只有十四万多元，修桥的缺口尚大，再将这么一大笔钱轻易地落到他个人的腰包，大家肯定都不干了。
为了这笔钱，刘宏伟说自己整整跑了一年多，劳神费力不算，仅垫付的差旅费、送礼费以及吃饭费就多达近四万元。“钱是我要来的，按照协议拿属于自己的那份这很合理”，他很是理直气壮。但闹归闹，因为钱不可能打到他家的账上，所以他拿着当时草签的协议找乡里闹，乡里不管，便到县里闹。目前，村里的桥没有动工，也没有任何单位和领导放话说刘宏伟的提成合情合理，所以，拿不到钱的“扶贫托儿”刘宏伟的故事似乎还要继续讲下去。
编后：长期以来，项目带动战略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但项目如何得来，是完全靠程序逐渐申报，等待漫长的批准呢，还是以组织的名义采取“特殊方式”，上省城、进京城积极争取？或是采取像刘宏伟这样的方式跑？项目到手后，是否要明着暗着报销费用，拿提成？希望读者踊跃参与讨论。
“扶贫托儿跑项目”一刊登出来，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报社自然来稿多达五千份以上。报纸不失时机地专门开辟了专栏，每天都有选择地刊登来稿。
有人认为，扶贫资金拨付无法可依，“扶贫资金是锅粥，会哭才能吃到粥”。刘宏伟几年所跑来的近百万元扶贫款，多数是通过个人关系争取到的。“资金就在那里放着，要的人多得很，你不去跑，坐在家里是等不来的。”项目批给你也行，不批给你也行。你哭穷，还有人比你哭得更凶呢！从中刘慢慢摸出了门道，所谓的“机动性”也就是“随意性”。本来并不宽裕的“粥”，由于“会哭”的程度不同，“扶贫托儿”的能量有别，其分配就出现了不公不平的境况。
有人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这些资金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效益低下。他们举例说，上面按照设计下拨的建校专款到真正建设时，实际规模比原设计大大缩减，楼房变成平房，教室变小，阅览室、实验室不见踪影，建筑面积严重缩水且质量不容乐观；乡村公路本来是五米宽，修好后只有不到四米，而到验收的时候，领着验收人员到个别较宽的地段丈量一下便可以了。
有人在来稿中分析，这些积弊的形成关键在于扶贫开发尚缺乏钢性的法制约束，甚至是无章法可循。尽管有关方面称，为保证其安全运行，实行“开展参与式扶贫”、“推行公示公告制”、“实行报账制”、“挂职干部督导”四条监控措施，应该由中立机构对受扶对象进行科学评估，通过阳光操作的方式，防止随意性；对层层截留者，无论何级何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扶贫奖金的使用效益应由国家审计部门依法审计，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对扶贫资金的下拨、使用、效益全过程实施法律监控，确保国家扶贫大政惠民益民，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随意吞噬的“大锅粥”。而在“扶贫托儿”那旮旯，这一切却“形同虚设”。
也有人说，政府应该重奖刘宏伟，就像黑客发现了网络的漏洞那样，他发现了国家资金使用中的弊端，这个发现一旦得到弥补，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为报社领导的周望对这个话题所产生的社会反响颇为高兴，他也以“任文新”的笔名意即新闻人，写了一篇经济述评文章，直接质询“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前不久，一个农村里的“能人”寻到市里某项目管理单位讨说法，说自己辛辛苦苦跑市里到省城，请客送礼破费了许多，为村里跑来五万元的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款，村里却没按先说好的40%提成给他，所以他要找上面“告状”。项目竟是在这样的刺激和奖励下跑来的，笔者感到茫然。
众所周知，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今天，项目带动战略已普遍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和举措，可是项目是从哪里来的呢？深谙此道的官员们甚至连老百姓都认为是跑出来的，因为“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于是，跑项目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和领导同志的工作重点和不遗余力的事情，他们不惜动用大量人力和捉襟见肘的财力进行大跑、特跑，有人还从中掌握了门道，跑出了经验，跑出了政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官员因为项目上的多而得到了提拔）。从局部看，这样轰轰烈烈跑来的项目的确给地方带来了不少的好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方经济得到了繁荣等。但从全局看，这样“跑项目”的背后究竟跑出了什么？据笔者了解，热热闹闹的跑项目背后至少跑出四个很值得警惕的问题：
一是跑出了一些管理部门的“老爷”作风。任何项目的上马最主要的是应该和当地实际相结合，但由于跑到门口的人过多，助长了这些管理部门高高在上、纸上谈兵的“老爷”作风，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只认跑到门口、求到跟前的，而不管科学论证和基层的具体需要，随意安排项目，显然是滥用了人民给予的权力，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与同志“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相悖。
二是跑出了不公平和不正当竞争。笔者以为，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在国家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排中更多的是计划的成分，所以不应该通过竞争特别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获得。项目的安排应是管理部门从国家发展的“一盘棋”出发，因地制宜地依照地域的不同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来进行考虑，这和盖一座大楼进行投标有本质的区别。但有一些人认为，国家既然安排了这些项目，那安排在哪里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跑项目就成为一场比速度、比力度的竞赛。孰不知，仅仅依靠人际关系、通过“公关”手段而得到的项目很难不脱离科学的安排原则和具体实际，更难确保它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从而最大地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是可能跑出了。众所周知，所谓跑项目其实就是拿着钱财和当地的“土特产”（有时候这样的特产甚至包括当地出土的文物）对项目管理者进行“公关”。显然，这样的过程多数就是权钱交易，滋生堕落。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项目，本应该依据实际需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可一旦这些公共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受到“跑”的影响，就会有失公衡，出现急需上的项目因“跑”的力度不大而上不了，本不具备条件上的项目却因为跑的力度大而大功告成。不客气地说，这样安排的项目是滋生的温床，是对党和人民的不负责任。
四是跑出了豆腐渣工程。任何一个项目的科学核算中绝对不会预算“跑”项目的成本，可一旦这些项目到了具体实施中，又有多少不剔除这样的成本呢？剔除“成本”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被审计、被披露出来的专项资金遭到侵占、挪用的问题。大量的建设资金被人为地用做“公关”，其工程质量不言而喻。
笔者以为最可怕的还不是“豆腐渣”工程，而是鼓励跑出了这样的项目并为此拨出“公关”经费的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大家知道，公共财政和资源的合理使用程度标志了这个社会的健康和文明程度，它的使用是非常严肃、慎重的，必须科学、合理，用尽量小的投资获得最大的效益，同时，这样的项目要受到方方面面地严格监督。显然，在时下千军万马跑项目的大潮中，笔者以为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项目决策机制已是社会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显得非常紧迫。
《海山日报》围绕“跑项目”之事引发的冲击波在省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省报也放下架子参与了进来，不仅将海山日报的文章做了重点转载，而且破天荒地发了四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提出项目带动战略必须要尊重科学、反对任何形式的变相等等。省报评论一出，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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