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诚为用根植于儒家思想，灵魂深处流淌着儒家“忠”、“信”、“笃”、“敬”的血液。他说：
夷务本难置措，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入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务因小利害而变。
他认为，外交本来很难办理，只有依靠忠、信、笃、敬。笃，是笃厚，是宽恕；敬，是慎重，谨慎；信，就是不讲假话。他认为领导应该从“信”字上入手，一旦说定的话，不要因为小事、小利改变。当时外交人才缺乏，很多人不懂外交，却以为自己很懂外交，而说出的话，往往不符合实际。一些自称知道外交的人，自诩精明能干，而在实际外交上却把情报报告给外国人，私下里与外国人结交；有的则故意卖弄玄机，被外国人取笑。这些都是不忠、不笃、不敬的表现。正如他说的：
鄙意与洋人交涉，不知者多横施议论，不中竅郃，知之者又多自诩精明，或暗输情实，交欢于外；或卖弄机械，为彼所笑。欲求轻重适当，内不失己，外不生衅，实难其选。
针对这样的客观实际，曾国藩要求处理外交事务做到“轻重适当，内不失己，外不生衅”。既不失重，也不过轻，保持好度，对内不让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对外也不引起衅端。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讲究信义，讲求争斗。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哪些东西是可行的呢？比如外国人觐见皇帝礼仪问题，长期以来清政府都要求外国人跪拜，外国人不肯，往往闹得不可开交。有些外交使节来中国，因为不肯行跪拜之礼，接见被取消也是常有的。曾国藩认为这样的礼仪应该取消，容许按照他们的礼仪行事。有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又比如，有些国家请求中国派遣使者去考察，这本来是好事，中国可以出去了解外国，但是清政府害怕、不敢。曾国藩认为可以派遣人员出国。对这些事情，他认为应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而不要犹豫不决。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坚决拒绝，与之抗争。这也是信的表现。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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