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19世纪40年代思想家们不同的是，曾国藩在提出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经世致用，讲求实际，讲求落实。他指出：
至于讲求实际，则下手工夫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踏空，一语不可矜张。其大要不外三端，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
制器包括制造轮船与火器，学技则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上升到知识、管理等理论层面。他认为：
外国学技以算法为第一义，而又证之以图，申之以书。中国学外国之机，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使明其迹，继探其意，即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
当时中国与西方沟通最困难的是语言，碍于语言的问题，中国人了解欧美显得很困难。所以曾国藩主张将翻译作为讲求实际的下手功夫，作为中国学习外国的“第一要义”。为落实这一主张，他在湘军收复金陵后，就在金陵设立了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为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打下了基础。他对当时推荐西方著作与成果极其关注与高兴。涂宗赢想编辑《中西合璧字汇》一书，他认为这是“当今至要之关键”，“书成之后，实为治国闻者所必资，亦奇观也。”在南京，他专门请人制造了地球仪，并请子舸作《地球图说》，“借以为防御外洋之具”。
师夷智关键是人才。他广泛搜罗各种人才，“鄙意亦欲多访才智之士精于天文、地理者，萃于机器局中。”“访求中国人才精于天文、算学，明于治乎地图者为上选，坚忍耐守者次之，广为储才，以备缓急之用。”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进入金陵翻译馆与上海机器制造翻译局。在学习西方技术方面，曾国藩有一个重要的做法，就是在学习方法上的创新之举，实行颇有特色的“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有力推进了“师夷技”的进程。在学习上，主要有三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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