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大陆建设了一个新的国家，孕育了自由，并且献身给一种信仰：所有人类一生下来都是平等的。现在，我们正进行一次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试验，究竟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有这个主张和信仰的国家，能不能长久地存在。我们在这场战争的伟大的战场上集会。我们奉献出这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那些在此为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生命的人永久安息的地方。我们这样做，是非常适合和正当的。可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奉献这片土地——我们不能使之神圣，我们也不能使之有尊严。那些在这里奋斗的勇敢的人们，活着的和死去的，已经使得这块土地神圣，这不是我们能有所增减的。世界上的人们不会注意，更不会长久地记得我们在这里的讲话。他们却将永远不能忘记这些人在这里做的事。相反，我们活着的人应该献身于在这里作战的人们曾经如此英勇地推进但还没有完成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光荣牺牲，我们更坚定地致力于完成他们曾经奉献全部的事业——我们在此坚决地拿定主意，要让他们不会白白地死去——要让这个国家在上帝的庇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让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从地球上消灭。
很多人认为，这篇演讲稿结尾的那个不朽的句子是林肯独创的。但是，真是如此吗？林肯的律师伙伴贺恩登在盖茨堡演讲的几年前，送了一本巴克尔的演讲全集给林肯。林肯读完了全书，记下了书中的这句话：“民主就是直接自治，由全民管理，权利属于全体人民，由全体人民分享。”而巴克尔的这句话又可能借鉴韦伯斯特，因为韦氏在四年前给海尼的复函中说：“民主政府是为人民而设立的，由人民组成的，对人民负责。”韦伯斯特则可能借鉴门罗总统，门罗总统早在韦氏的三分之一个世纪前就表达过相同的看法。而门罗总统又该感谢谁呢？在门罗出生的500年前，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利夫在《圣经》的英译本序中说：“这本《圣经》是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翻译的。”再在威克利夫之前，耶稣基督诞生的400多年前，克莱翁向雅典市民发表演讲时，也就谈到一位统治者是“民有、民治及民享”。而克莱翁究竟是从哪位祖先那儿获得这个观念的，那已是不能再考证的古老往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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