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谙历史知识而又具备丰富政治经验的曾国藩自然听出了朝廷的弦外之音，他能够掂量出这一份谕旨的分量。他时常忧谗畏讥，常怕盈满，而此时看来，恐怕已经到了盈满之时。但他并没有贸然地请求告老还乡，早在父母去世的时候，他就时常提及回籍服丧的事，而如今功成名就，这类请求反而不能提了。只因在太平天国之乱后，军功显赫的他被封为一等毅勇侯，他已经成为湘军领袖，凡是那些从湘军出身的将领，不管他们在朝廷执掌军权，还是出征在塞外疆场，都将他视为精神上的首领。在剿灭太平军后被遣散的数万湘军的心目中，亦是如此。此时如果请求告老回乡，即便他本身没有二心，也很可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如果被图谋不轨之人所挟持，奉为精神领袖，对朝廷来讲也是个大威胁。
在考量各方面因素之后，曾国藩一边解除了自己的兵权，让朝廷放松对自己的猜度，另一方面主动表示自己不愿意归乡，愿意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朝廷效力，绝不轻言去留。这种做法无疑是让清政府感到放心的最好途径了，依旧在任曾国藩会一直处于朝廷的视线之内，同时也不会因为手握太多兵权而让朝廷时刻惦记。在此后，他还积极地奉旨剿灭捻军，不辞辛苦地奔波在战场之中。他立功之后不居功，而是将功劳分给其他的将士，一旦出现失误，便立刻承担起责任，并借机大力向朝廷推荐李鸿章等人。这些无非是为了远离权势而避嫌的常用做法，只是在曾国藩做来却显得那么自然而不留痕迹，因为功成不居也是他的一贯作风。
曾国藩曾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是封建社会帝王所带来的时代特点，曾国藩身处其中，只能无奈慨叹，然后为自己寻求一条最为安稳的退路。“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在患难时能够任贤用能，意图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功业，然而安乐的时候却总是担心身边的人心怀叵测。所以对于无心夺位的曾国藩来说，急流勇退，也正是他可选择的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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