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劳动力的国家将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输入劳动力。从穷国到富国越来越多的移民将对城镇里多种族杂居的年轻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且出生率较高的社区里，移民会产生更大影响。
很多老年人会继续工作到75岁为止。有的人在45岁到75岁之间就享有部分养老金，这样他们可以为了值得的事业而从事酬劳较少的工作。到2010年时，退休人员享受国家养老金的年限将提高，在一些养老资金严重短缺的国家里，大部分退休人员将从65岁开始领养老金。不过，有自己个人养老金的人们依然会选择在他们高兴的时候退休或者半退休。2005年之后，减轻国家养老金负担的一个关键策略就是吸引这些可以承受自己养老金的就业者不要退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本来可能打算最迟在55岁或者60岁就不再工作。
可以预见，大批积极人士将成为许多慈善机构的志愿者。这些慈善机构尤其致力于满足老年人的社会需要和感情需要，他们的生活通过帮助别人而得到了帮助。这些组织将提供一种家庭感、命运感、归属感以及个人财富的满足感。
然而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越来越多的下层阶级以及地位稍高一层的人们将出现。他们从事非全日性工作，直到70多岁、80多岁或者年纪更大的时候才放弃工作，因为他们根本无法用微薄的政府养老金维持生活，又和孩子们失去了联系，不得不做几乎没有报酬的乏味的服务工作来勉强维持可怜的生活。他们的收入通常都不正规，用现金支付而且不公开，所以几乎不会出现在统计数字上。他们没有权利，没有代表，没有救济金，也没有安全保障。新千年人们面临的一个艰巨问题就是，20年后无法为自己投入足够多个人养老基金的人将越来越多。如果有些人的基金没能实现原本承诺或预期的结果，他们还会遭受更残酷的打击。
那些有着长期幸福婚姻的老人对生活感到满足、快乐，将成为受人尊敬的智慧来源，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幸福、稳定的婚姻才能带来一生的身心健康和幸福。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有些家庭由于距离或家庭关系紧张的缘故几代人分开居住，这样，有些有孩子的父母就会通过非正式的手段“收养”已经退休的老人，请他们来代替孩子的祖父母，教导孩子，让孩子们享受到浓厚的亲情。可以预见，这种做法将传播开来。这种重新组合的家庭能够减少孩子护理费用，还能减少政府负担，有的还可能得到政府资助。
可以预见，人们将深入研究新的修复术和关节复原技术，从而能够使用个人的细胞生成可替换的人体关节。未来治疗大脑坏死的技术也将取得巨大进步，包括利用干细胞再生大脑组织。抑制细胞衰老、死亡的新药物也将问世。未来众多新保健公司将努力争夺医院和家庭护理的巨大份额。
安乐死的呼声更加高涨
未来30年内安乐死将成为最热门的医学问题。在新千年的最初50年内，全球范围内在世的60多岁的人口数量将翻一番。老龄化问题将一直困扰新千年一代。“死亡的权利”将和其他问题结合在一起，包括医生是否有权利决定结束某个无法做出决定的人的生命。医生或者法庭总是被迫做出抉择是否要给病人实行安乐死。这是因为必须有人来判断选择安乐死的病人是否“精神正常”，同时还要有在没有他人不合理压力的情况下的充分的事实根据。
在未来，你可能会看到有些医生无视法律擅自处理，你还会目睹对待安乐死立场鲜明的法律案件以及一些国家认为“安乐死”合法化的做法。未来还会出现更多诸如“自愿安乐死协会”、“毒芹会社”、“伴着尊严死去”这样的组织。即使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里，赞成和反对者之间也存在激烈的争斗。届时可能会出现折中的做法：病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放弃积极的药物治疗，采取措施控制症状，然后“顺其自然”。
有些国家允许那些寻死的人选择安乐死，这些国家认为上了年纪、需要依靠别人生活的人们有权利选择这种解脱的办法，并认为这是对社会和家人“负责任”的行为。这样，病人住院治疗的时间将缩短，医生们也懒得减轻病人的痛苦。遭受绝症折磨的人将被剥夺生命。荷兰制定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安乐死的法律，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晚期病患疗养院里的药物利用率降低。1990年至1995年期间，自愿接受安乐死的死亡率从1.7%上升到2.4%，每50个人中就有超过1个人做出这种选择。不过，服用大量（有可能致命的）止痛药却也导致了19%的死亡率。在所有死者中，其中有1%是在病人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被医生存心致死的。目前，可实行安乐死的病症包括一些慢性病和严重抑郁症。所以，人类现在可以仅仅因为人们遭受痛苦就结束他们的生命。
医学培训中将出现新的重点，不仅仅要治愈疾病，还要控制死亡以及死亡的过程。人们早已需要缓和疗法。最近，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大部分美国人没有恰当的途径来接受长期的缓和疗法，1/3的人伴随着本来可能得到缓和的痛苦死去。可以预见，止痛药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发展领域。未来10年之内，缓解疼痛领域会出现新的突破，止痛药在全球的销量也将迅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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