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们举行训练赛，有裁判计分，选拔参加大学代表队的运动员。每个摔跤运动员都参加了争夺战，甚至那些可能不会有机会进入代表队的也是。
我站在摔跤房边上，紧张得出汗。大家都在为比赛热身。我想待在靠近墙壁的地方，我不想跑圈、做练习性绊倒。要是我开始热身的话，那意味着我把自己很当真，意味着我相信我有机会赢得比赛。我内心的声音从毛孔里汩汩而出。它们用咸咸的汗水、紧张的发冷、发抖的身体在说话。它们提醒我：你不是真的真的认为你能够打败一个男人。努力做几个绊倒，可你不会赢的，你做不到。你会看上去在作可笑的努力。因此不要把自己当真。
我的心理是一块有众多殖民地的土地。在我开始认为自己的声音和思想一文不值时，外部的声音在我脑袋里殖民。我的大脑不是自己的了。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太弱了，你会一直是弱的。”另一个殖民地则会因为我是个单薄的女性而祝贺我。所有这些声音占据了我的脑海。
但是另一个相反的声音争斗着冒了上来。它浮到了其他的上面。那是奥德莱·洛德的声音，以及我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说道：“现在你在沉默中受着煎熬，对不对？在这房间里跑步让人们看到你是认真的，那种痛苦会更大吗？而且，也许，谁知道他们对你开始在自己身上放进价值会感到高兴呢……”“要是我要忍受痛苦的话，我最好还是开始行动。”于是我开始跑步，把自己当真。我开始更清晰更有力地说话。我开始叫教练和队友帮忙，我的声音开始被人听见。
我学到了，主动出去建立关系的痛苦要比保持沉默的痛苦更好。
在摔跤队里我感觉到了一种不被承认的等级。我知道教练的重点放在男队员身上，因为这是他在讲话中说的——摔跤队的目标是在全美摔跤协会i级东部冠军赛上取得好成绩。这是他的工作，尽管他给每个人都发训练目标计划，但他从没跟我单独坐下来讨论过我的目标。我没有得到他的输入——我也不问他要。因而我只是自己做训练。我觉得他不在意我跟那些男生一起训练，可是要是那会使某人的训练慢下来或者受影响的话，那我就不会有机会跟那人一起练习。顶级的摔跤队员排第一位——有一个按照性别也按照能力区分的等级。不过我一直在最底层坚持着。
然而在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上是没有等级的。我的教练很尽心尽责。他要求我们有同样的纪律和付出，对所有摔跤队员都一样。如果我训练迟到，结束后要做一样的快速跑作为处罚。我被指望参加每天的训练，不会因为我是女的而给我任何休息时间。每次我向教练提个问题或者请他做什么（比如给我写一封推荐信，从拉德克里夫基金会申请体育奖学金），他都会很快很真诚很专心地回复我。
我真的很想跟教练沟通——建立关系。我怎样才能让他明白我是谁，为什么参加他的摔跤队呢？我怎么知道教练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怎么看我的角色和目的，因为那跟其他队员的差别那么大？
一个星期六上午训练结束后，教练让我们仰卧着，汗津津地躺在垫子上，每个人都汗流浃背。我们闭着眼睛，听着教练的声音。他让我们想像在即将开始的东部锦标赛上各自战胜对手。“想像每一个动作，想像出对手的反应，你下一招是什么。计划你的反击。想像完成整个比赛。你可以看见自己赢得东部赛半决赛时，把手举起来。”
我根本无法想像自己可以赢得锦标赛。我无法举手。要我相信我可以击败i级大学代表队运动员是很不实际的事。我感到引人注目，尽管每个人的眼睛（除了教练的）都应该是闭着的。身上训练出的温暖而粘粘的汗水跟害怕而出的冷汗混杂在一起。我无法举起我的手，但我希望教练知道我确实有目标，并且我确实想赢。
后来我走到他面前，我的说话声尖尖的，“教练，要是我无法想像自己参加东部赛会怎么样呢？”他马上回答道：“你是对的，你应该想像自己参加自己的锦标赛或者想像自己在训练，把对手摔倒。”我说出了想法，感觉好多了。他会知道，我也明白，我举起手是为了我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为了我永远不可能参加的东部锦标赛。现在我们各自的现实可以融合了，我们会更好地互相理解。“你做得很出色。”我正要走开，他说道。“谢谢。”我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发现我的声音拿走了我全身的力量，使我又脆弱起来。这动摇了我。但是我生存下来了。我觉得很舒畅。
不久以后训练时，我跟詹姆斯和约翰一起练习。我们三人轮流转动，进入。我已经感到错位了，因为我是第三者。我觉得自己挡着道，不够格。我忍住了眼泪。今天会很艰难。詹姆斯问道：“要是你不每次三人对练都参加，而是过一会儿来一次，行吗？”我等着他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因为他应该清楚那不行。“你想每个三人练都参加。”他不耐烦地说。“是的。”我说道。我很生气。我知道我属于这儿，我知道我能做。此刻，我们都很愤怒，结果是，我们摔跤时，使出全身力气推、挤、拍、转。
训练结束后，詹姆斯问我怎么样，然后为拿我出气道歉。我说：“没事，我们都会碰到不顺心的日子。”我们继续谈着话。我们开始谈论自己确实想说的和感觉到的东西。“那是因为最近我认识到我得为自己做点事，”他说。“我应该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要是我需要一个能够挑战我的伙伴，那就应该是那样的。那不是因为你个人的缘故。”他说。
我们聊了两个小时。生气的忍了很久的眼泪从我脸颊上流下来。“你为什么来？”他问。“你为什么摔跤？如果我是你，我不知道，我可能就退出了。那是很难的。要是我对摔跤不完全当回事，”他说道，“我会把时间花在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上。我可以参加很多活动。要是我对摔跤不当真的话，我就不应该在这里。”
我想起了我们在卡罗尔的心理学课上读的约里·格雷厄姆的一首诗。它让我想起了跟詹姆斯说的完全一样的话，和我对摔跤完全相同的感觉。
春天绿色原野里
充满渴盼的鸟儿
在下着赌注，这意味着
在我的果园
它展开了双翅
在一座愤怒的
蚁山上，将要收起
拢成鲜嫩的
温柏树一样黄色的
羽毛的山脊
一些细小而愤怒的 生命
就要与它共存，惊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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