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柳传志蓄意把公司的新股发行计划拖延几天，就能多拿回几十亿港元。他不是没有先见之明，而是有意不这样做。这个在15年前为节省一块公共汽车票钱在香港街头步行的人，现在很大方地对一群记者们说：“我们当时研究了半天，就决定把这部分利益让给投资者，我们不要。我们非常庆幸自己没图20亿。20亿够干吗的？假定是贷款的话，一年也就是两个亿的利息罢了。”
投资者听了这话，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其实不光是香港，那个星期还是全世界投资者的节日。股市上激情澎湃，就像着火似的熊熊燃烧。到3月9日，纳斯达克股指突破5 000点。华尔街欢呼这一历史新纪录，有人还一天天数过来：从4 000点到5 000点，只不过走了46个交易日。股评家们在报纸上预测，纳斯达克在2000年年底之前达到6 000点如探囊取物。有人警告股市过于膨胀。还有人说，在高科技的华丽招牌下已经吹起一堆泡沫，早晚会破。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些警告。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股指在到达巅峰之后便开始下降，不久就走进那个漫长的黑暗年代。
在柳传志的眼里，2000年的春天不仅没有黑暗，而且阳光普照。他开始与自己最信任的几个人谈论把公司一分为二的可能。要说当时公司里还隐藏着对变革的不安和警觉，就是这件事了。旧历腊月最后一周举行的新春联欢会上，朱立南对公关部的总经理杨洁说：“你不把这次联欢会办得红红火火，我就跟你急。”杨洁问他怎么才叫“红火”。他说“要办成一个绝唱”。后来联欢会上挂起的会标是“相亲相爱一家人”。气氛空前热烈。不过，除了杨元庆和郭为，还有极少数公司高层经理，很少有人听出朱立南的话里有着某种强烈的预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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