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机会是指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制度安排，它们影响个人赖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这些条件，不仅对个人生活，而且对更有效地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不识字对一个人参与那些要求按规格生产或对质量进行严格管理的经济活动来说，是一个绝大的障碍。类似地，不会读报，或者不能与其他参加政治活动的人书面联系，对于政治参与也是一种限制。例如，近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之所以快于印度，总体上来说，印度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落后是关键。中国农村的改革之所以滞后，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也是重要原因。
透明性担保就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信息发布的公开性及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在社会的一切活动中，当事人双方总是预期对方在谈判时提供有关交易的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并且在达成合约后信守承诺。整个社会的运行就是建立在一定信用基础上。如果没有这种信用，市场机制无法运作，社会秩序也无法生成。因此，透明性担保（包括知情权）成了个人生活自由的重要方面，也是发展最为重要的工具。而且透明性担保也是市场的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行为规范的确立的重要方面。因为，在一个讲究信用的社会里，才能保证以法治来确立交易当事人种种权利，才能让人们遵守行为规则来保证合约的履行。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的困难，就在于缺乏这种法治基础与行为准则。还有，透明性担保是与政治民主紧密相连的，许多经济危机的产生都与政府的非民主性质有关。
最后，无论一个经济体系运行得多么好，总会有一些人由于物质条件不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利，甚至处于受损害的边缘或落入贫苦的境地。这时，社会就需要有防护性保障来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深重痛苦或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挨饿以至死亡。防护性保障就是为那些遭受天灾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下的人,以及年老者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防护性保障不仅是所谓的“福利国家”问题，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问题。问题的关键要有制度性安排让弱势民众的痛苦反映出来，要有政治性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去关怀、解决民众之痛苦。
再次，以价值与理性来扩展自由。在森看来，一个社会的好坏完全可以用理性来鉴别的。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就在于信息基础不足，在掌握更多信息的条件下，由民主程序达到的社会偏好可以满足理性条件。在理性思考下，公共选择的基础，一是自由，一是民主。这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拥有自由来表达自己的价值偏好，一个社会要通过公开讨论和公众参与来形成社会公共政策。而社会选择永远是一个过程，社会成员可在此过程中学习，从而理解、体认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自己对某些价值要素所赋的权重，及至有可能地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自由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扩展。
可以说，森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并非在于对以往发展观的批判，而在于以个人生活能力为核心的自由把发展的不同侧面（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都统一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图架下。当发展的目标被定为对人的自由扩展时，就真正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了。因为，在本文看来，个人生活权利的扩张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我曾多次撰文指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所取得的最大成绩是什么？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小平发动的经济改革最大的功绩是什么？13年来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的成功是什么？也许大多数人会说，它是国力的强盛、财富的连番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其实，这些仅是问题的小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民众经济生活权利的扩张，是政府的制度安排为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与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商贾还是农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民众，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你只要有能力、肯努力都能够在其约束条件下寻找各自发展的空间。即每个人都可能选择适应个人发展的生存空间。而这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这才是中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从理论对该命题最好的论证。
（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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