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还期望调整城市发展方向，为农村地区服务，缩小“城乡差别”。这些努力就意味着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特别要控制大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的发展；同时，鼓励内地的小型和中等城市的发展。①
中国新的领导人希望实现这些目标的进步过程，能造就一代参与奋斗、有忍耐性、乐观和勇于牺牲，为改变国家面貌做出贡献的公民。对中国城市社会的主要特征评估尽管是否定的，但如将中国简单说成是“反城市”的就十分错误了。中国的精英们承认中国城市具有双重性——它是许多社会罪恶的中心，同时也是未来经济和技术进步必不可少的中心。打个比喻吧，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宰杀“会生金蛋的鹅”，而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天鹅。如上所说，尽管取得了开始的胜利，改造、利用和控制中国的城市仍非易事。
① 这一章使用了多种有关城市生活的资料。首先是通过对几个现已离开中国到香港的人采访 得到了最初的印象，特别是通过最近出版的一本由马丁·金·怀特和威廉·l.帕里什写的 专题著作《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其次，获益于一些个人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中国人，也 有外国人。他们在过去的30年中曾生活在城市地区。以后，在合适的地方将引用他们的资 料。另外还有一些补充材料，如中国的报纸、短篇小说、剧本和有关中国的第二手文学作品。 在这章里论述的许多问题上，几个资料看法是一致的，但也有不少观点是凭印象得出的和有 争论的。作者感谢夏威夷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在他们的帮助下，作者才得以完成本章的写作。 同时，也感谢斯蒂芬·乌哈利、唐纳德·克莱因——以及与我一起完成以后各卷的作者，感 谢他们提出修改意见，但不是所有意见皆能吸收的。 ① 中国跟许多殖民地社会不同，城市人口不是集中在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中 国中小型城市分布得相当均衡。通商口岸条约时代确是不合比例地产生了这些以外贸为主 的城市，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因而中国希望调整这种状况。参见克利夫顿·潘 内尔：《现代中国城市发展》，第91—113页。据1953年人口普查表明，有13.2％的中国 人口为城市居民，其中有不到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其最大的城市上海。（低收入国家的典 型数字在大约20％和40％之间。）参阅莫里斯·厄尔曼：“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9 年）”，载杰拉尔德·布里斯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第81—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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