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他们社会生活方式中的变化的评价可能会产生一种积极与消极判断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比起由关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评价所造成的张力要小，因为他们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毕竟不像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生产的变化那样急剧。与50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的估计正好相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家庭的结构，或解体村社生活的传统组织结构。当为紧紧围绕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态学的集体农业建立新的组织结构时，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尝试最为成功。当他们确实试图解体一些传统社会生活的基本模式，尤其是当组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时，结果造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所以，他们最终还是同意大体上保留这些模式。
所以，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传统家庭仍是最重要的道德、感情和经济表现形式。血缘关系仍是父系的，家庭住地仍是父家的，而且家庭仍是夫权制。老人仍与成家儿子中的一个住在一起。儿子们仍然承担着照顾年迈父母的义务，而且实际上至少在一般情况下都屈从于他们的权威。几个已婚儿子及其家庭与他们的父母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并吃同一锅饭，这样的大家庭至少在一些地方甚至比过去更为普遍，而且由于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对年迈夫妇至少有几个已婚的儿子，他们住在邻近的独家小院，但仍常常地陷入瞻养父母和在经济上互相合作的关系中。
把出自同一个祖先的数百家纠合进一个正规组织的共同宗族已经成了历史，他们共有的财产和祠堂都被政府没收了，而且他们的权威遭到压制。但甚至在掌权之前，这种家系组织就已开始衰落。①然而，即使在今天，远亲关系在由“感情”形成的特别的人际关系网中也还起着重要的加固纽带作用，正是这种关系网构成了各种地区联盟和合作的模式。
进入80年代后，最具社会破坏性并且令人不满的、政府要改变社会生活的尝试是它的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过，要评判这个计划的效果仍然为时过早。发生在农村家庭中的大部分持久的变化并不是由于政府直接的压力，而是由于农村生活中不断变化的机会结构而逐步产生的。父母包办婚姻不再多见，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在学校或生产小组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未来的配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因为现在她们的田间劳动具有了更重要的经济价值。这些变化可能会受到大多数年轻一代的欢迎；而且这些变化还不足以强烈和迅速到严重冒犯老一代的程度。一些年轻人确实希望农村家庭生活中发生更迅速的变化。尤其是妇女，她们的负担只是有稍许的减轻。虽然她们希望减轻负担，但是她们似乎并没有形成能系统地促进其地位改善的思想方式和组织形式。
因此，无论好坏，毛在20年代发现的束缚农民的至少三条“极大的绳索”，现在仍然粗壮而牢固。旧的政治权威的束缚已被解放，但取而代之的是强大的新束缚。家庭生活的束缚仍然很紧。而且妇女仍然束缚于丈夫的权威。第四条绳索——传统宗教的束缚又怎么样了呢？
西方对这个题目研究得很少，尽管作为官僚体制下政治秩序的神圣化身，旧神的许多权威似乎已经消失。大的神庙（就像台湾农村中常见的那些）都消失了。不再有为纪念这些圣物而举行的繁杂而豪华的公众庆祝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政府试图用崇拜毛来代替崇拜传统的神。但对毛的狂热崇拜失败了，而且官方的政治性庆祝在农村几乎没产生多少感情上的共鸣。然而，农民神圣的祖先仍受到纪念和崇敬。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或藏起来的祖先牌位现在又被重修或找了出来。农民仍然庆祝用以纪念祖先和维护其子孙团结以及他们家庭命运的主要节日。尽管萨满教僧和占卜算卦者已被取缔，但政府在70年代末就注意到，其中一些人仍在从事“封建迷信”活动。①至少还有一些鬼怪，作为由从事这种宗教活动的人所引出的代表险恶、异族和非理性的传统象征，尽管是非法的，但似乎仍然没有消失。
① 《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页的统计曲线表明：从1956至1958年粮食产量大约增长50％， （当然，大跃进期间有一个陡降，随后在60和70年代有一个持续的回升），同时，中国的人 口大约也增长了同样的百分比。 ① 陈月芳、张百川和余团康：“小学生的志愿和学习兴趣一览”，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 学》第16卷第1—2期（1983—1984年秋冬季号，）第145—158页；蓝成东和张崇举：“当 年高中毕业生的志愿和爱好：上海三所高中一览”，译文见同一版本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 学》，第159—169页。 ② 这是帕里什和怀特的观点，见《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327—328页。 ① 见杨庆堃：《革命中的中国家庭》，第191—196页。 ① 理查德·马德森：“宗教和封建迷信”，载《清风》第110－196、217—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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