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对正在酝酿中的事提供了重要的暗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历史，指出某些时期它是党的机构，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是国家的机构。两种形式的军事委员会都是合法的。在谈到成立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时，作者断言，军事委员会将作为党的机构继续存在。然而，其含意是：断绝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联系，并像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人民解放军只成为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已经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的惯例，因此没有什么可担心的。①为了获得双重保证，邓除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外，也担任人大军事委员会主席，从而使这一新机构获得了合法性。
如果邓的目标是为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打下基础，那么他并未取得成功。这个新的委员会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使军队不再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而隶属于全国人大的一个委员会。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将领准备把它当作军事委员会的替代物加以接受。相反，正当邓和他的同事们力图全面削减行政开支时，国家却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军事委员会，——两者都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作为常务副主席）领导。
甚至当邓在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上最终决定率所有的老同志从政治局退下来的时候，他仍不能辞掉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章规定，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邓赞同修改党章，以便让他继续留任。②邓让新上任的总书记担任军事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中央军事委员会仍将被保留下来，而新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则形同虚设。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历史证实了这几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已牢固地保持了它在机构中的地位。在邓的领导下，文职人员将逐渐控制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几次主要的中央会议期间，他巧妙地安排几乎所有将领退出政治局并果断地减少人民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后。但是军事委员会问题表明，文职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实施：即必须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必须由邓来领导，时间越长越好。也许只有当那些参加过革命的将领们由于退休和死亡退出人民解放军，并且长征成为一段历史而不是一种记忆时，邓以后的一代领导人才能取得对军队的领导权，并使它在国家体系中起着常规作用。到那时，可以认为，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期间它是夺取胜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是权力的来源①——仍将是国家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会起什么作用，将取决于的纲领和政策。
毛之后，怎么办？
人民解放军将领们的保守主义是邓小平在振兴中国的运动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邓的改革纲领不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挑战，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们在50年代照搬苏联模式时所奉行的所谓“中国化的斯大林”路线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改革还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但这种宽容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
本书第6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影响。①邓废除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来第一次将生产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家庭。政府也许会声称没有进行任何意识形态的变革，因为土地名义上仍由集体所有，它只是承包给了农民。农民能自由选择种植方式，自由雇用劳力帮忙，在农村自由市场上自由出售部分产品。②但农民也许担心他们新获得的这些自由可能因为政策再来个180度的变化而被突然夺走。但事实上，私人耕作已得到恢复，甚至在那些农民不愿丧失集体农业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如此。③
正如第6章所说，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国家提高了收购价格而得到了支持，它对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含意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8亿农民中大多数已与邓的改革纲领有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保守思想之风从北京冷冷地刮来时，他们就要发抖。但是，甚至像陈云那样的中国领导人也曾支持60年代初期所进行的短暂的农业责任制试验。很明显，没有一个北京政界人物对这场农村新政提出挑战——除非它的经济合理性大大变弱，或它对农村和地区平等的消极影响引起阶级斗争的严重危险。
农村干部起初对他们的新任务和被削弱的控制权深感不快。④但是当他们开始利用他们的政治本领和政治关系来维护他们的地位，并通过充当经济人角色来增加其收入时，他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新政对他们也是有利的。⑤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对的意义比最初对老干部的不信任感重要得多。这些充满活力的富裕农民（往往是从前的干部）被捧为模范，并被吸收为党员。有时，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和嫉妒。①但是只要这种发展党员的政策不变，那么将由一个贫穷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富裕农民党。这对阶级态度和意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掺进“致富光荣”的成分。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过来又将使继续避开阶级斗争，把经济发展当作它的主要目标。
正如德怀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业改组和市场改革的复杂性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不像非集体化那样，采取一个单一的步骤就能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突破。相反，城市改革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乡村农民收入日益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上涨而受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胁。党员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党内“红”（政治热情）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自身的作用打上了一个问号。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关于其先锋作用的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思想的那种几乎超越自然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①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能解决问题。②虽然中国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似乎只有以它的能力和成功来证明它是合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不少问题，它的基础是不稳定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对信仰和精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声称能解释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官僚精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推崇也岌岌可危。
改革者试图把党政职能分开，这使党的作用日益削弱。③把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据说是要党的干部集中精力处理全局性的原则和路线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无需考虑意识形态问题，在工作将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但在一个全部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老党员并参与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议事的国家里，“纯粹”的党的官员的作用是什么？这一点并不清楚。当然，他必须开动党的机器，但是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已让位于经济发展的时代里，它的作用也是不用确的。①胡耀邦在任总书记期间，忽视了党政职能的分离，似乎想要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权对国家生活中的所有方面发表意见。他多次出国访问，仿佛他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②
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进一步限制了党的权力。胡耀邦在报告中解释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时说，现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③党章的一条条款本身不算什么保证。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强调法治（——它是对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的反应），并通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力最终会危及每个人。④
对党进行正式限制的同时，也采取了克服“官僚主义”的具体措施。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
根据邓的说法，这些行为“不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
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在党内并不是新鲜事，它至少可以追溯到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大革命本身可以解释为毛为激发群众纯洁的革命热情而力图摧毁官僚主义的最后的、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尝试。邓的方式更少具有破坏性，他想激发群众，但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而不是制造革命。为此，党员干部再次被推到一边。
尽管对党的权威有这些限制，但普通农民、工人、管理人员，或知识分子在官员面前仍谨慎行事。习惯于服从和对受苦的记忆抑制了过分地考验这种新的宽容的任何尝试。官僚们也许处于守势，但他们仍有很大的权力。
那也许是历史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后定论。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权威的削弱，随后实行的防止滥用权力的措施，意识形态力量的衰落，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搞活城市经济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显示了社会对国家的潜在作用。这个潜在作用可能比从前中国统一在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之下的任何时候都大。毛曾一直强调，坏事能变成好事。在1989年的示威中，这些萌发的社会力量最终对国家权威的统治提出了挑战。
① 叶在给六中全会的信中，虽建议政治局常委前三名的排名顺序应是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 这就颠倒了他与邓的排位。这也许是出于礼貌，也许是在叶所保护的华国锋下台后的一种现 实主义的考虑。但邓却让叶的名字仍然排在他前头。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02—103页。关于受害者的具体数字见第20—21页。对这 次审判的一篇很好的分析（附有摘要）收在戴维·邦纳维亚：《北京裁决：审判“四人帮”》 一书中。关于审判过程的官方的全文本见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的表现可参见第117— 121、194—199、 227—241、 296—302、341—347、 399—414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0—18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76、278页。 ③ 同上，第282、283页。 ④ 邓在这里指的是：在人民解放军士兵们读到邓在接受一位外国记者采访时对毛的有关评论 时，他们表示认可。即：人民军队密切关注着外界舆论对毛的评价。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2页。 ② 将毛描述成一位悲剧性英雄是对在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对斯大林的提法的重 复。事实上，这一概念是一种突破。迄今为止，苏联和中国都曾像摩尼教徒一样强调善与恶、 黑与白的简单并列，不允许作模棱两可的区别。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要么全面洗雪自己 的罪名，要么被指控为一名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这种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的评价模式对 政治和文学都有相当的意义。 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1—42页。 ④ 同上，第56页。 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8—49页。 ① 如果布哈林被允许活下来的话，到斯大林死时，他只有64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邓 已74岁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29—30、97—98页。 ①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1—172页，多姆斯认为，至于许，他因没 有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或总参谋长而深感愤怒，这也许是他在此时作出这一行为的另一动机。 ②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8—182、185页。 ③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94页。 ① 阎景堂：“中央军委沿革概况”，载朱成甲编：《党史研究论文选》（下），第567—587页。 ② 《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5页。 ① 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有人建议党的九大应宣布为非法，也 有人提出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被认为已不存在。邓对此非常气愤。可能因为他意识到这种 提法意味着正式承认人民解放军是十年动乱中唯一起作用的革命组织，而且也承认在 不存在的时候它仍然存在，在没有统治中国的时候它统治着中国。见《邓小平文选》，第 290—291页。 ① 关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各种形式，可见凯思林·哈特福德：“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会主义农 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 治经济改革》，第31—61页。 ② 参见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风中的农村市场和交换”，载佩里和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 治经济改革》，第83—109页。 ③ 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摧毁公社制；同上，第138—139页。 ④ 参见理查德·j.莱瑟姆：“农村改革对基层干部的影响”；同上，第57—73页。 ⑤ 这一评论是根据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国的观察和交谈所做。 ① 关于进行的一次讨论参见伊丽沙白·j.佩里：“社会骚动：增长中的怨言”，戴约翰·s.梅 杰编：《中国简况（1985）》，第39—41、45—46页。 ① 参见乔治·厄本编：《的奇迹：忠诚文学概要（1966—1970）》，第1—27页。 ② 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72—174、179—181页。其他三项原则是 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的领导。 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03页。 ① 这种困境大致上与西欧民主国家中党的官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野时期，党作为党的生命力显得突出。因为它是国家中用以发动“阶级斗争”的煽动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罢黜 现政府。如果策略是成功的，并且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部长，那么党的作用将大大地减弱， 因为它的领导人将集中精力管理国家并保证经济的繁荣。从那时起纯粹的党的官员将起着 次要作用，很少干预政府政策，但同时要求普通党员保持对政府政策的忠诚。 ② 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即在胡担任中国主席的短暂时期内，这也 许有某些道理。但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之后，这 就没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管他名义上 的头衔是什么。 ③ 《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9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强调法治引起了不少问题。关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r.兰 德尔·爱德华兹、路易斯·亨金、安德鲁·j.内森：《当代中国的人权》。 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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