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掺沙子”，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的人控制的机构。九大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张才千将军，于1971年4月7日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以抵消黄永胜和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的权力。毛已经采取了其他组织措施，以保证对人事和宣传的控制。1970年11月6日，成立了中央组织和宣传组，直接对政治局负责，领导和监督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理论杂志《红旗》、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其他一系列机构。该小组组长为康生，成员有、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李德生将军。康生随后因病退出，李德生于1971年1月担任新成立的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同僚留下负责，接管了曾经被陈伯达所把持的宣传王国。②这样，从红卫兵运动结束以来，他们实现了对一个主要的国家权力领域的控制。③
“挖墙角”，指改组北京军区。在与他的国防部长紧张对抗不断升级时，毛必须确保控制首都的部队对他而不是对的忠诚。1970年12月16日，他提议召开华北会议，讨论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什么允许陈伯达成为他们的太上皇，既然中央没有授权于他。这种谴责也许有点道理——人们很容易把书生气十足的陈伯达看成的代理人，而不是某支部队的幕后操纵者——但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听从陈伯达的命令，可能仅仅反映了任何一位明智的党的干部都会表现出的，对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常的尊重；很难想象会有人对陈伯达这样的高官的身份提出疑问。不论毛本人如何蔑视规矩，任何一点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却都可能被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宣布开始，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表面上是要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在长达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的追随者，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38军（它被认为忠于）也被调出了北京地区。①
“571”：的未遂政变
根据后来的证言，于1971年2月携夫人和儿子视察苏州期间，授意制定政变计划。政变计划是以他儿子林立果为首、以空军为基地的几个较低级军官具体负责制定。促使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毛在最近的军委会议上谴责了同党的立场，以及北京军区的改组。将对此作何反应？他显然认为以攻为守是唯一出路。
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尽管他身为国防部长，但他没有依靠负责解放军各部门的政治局盟友。根据1980—1981年审判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时出示的证据，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坏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没有参与谋杀毛的任何阴谋活动。②
林立果在空军的正式职务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关键职位，所有文件都要经过这里——同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他担任这些职务，完全是由于的影响。根据他的上司吴法宪在1980年审判中的证词，从1970年7月6日起，“空军的所有事情都向林立果报告，所有事情都得经他处理，听他的命令。”③
林立果建立了他的阴谋小集团（参见表5），定名为“联合舰队”，该小组最初是吴法宪授权林立果成立的一个调研小组，绝大多数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军官。林立果的“司令部”人员，除了他自己之外，全部来自控制华东的南京军区。
1971年2月，林立果带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于新野到杭州；而后又将另一位副主任周宇驰自北京召到上海，从3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与他们及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他父亲的命令，多次密谋。
从他们讨论的情况看得出林氏家族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他们认为出击的时机几乎成熟；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会使文职领导人得以巩固他们的地位；毛正采取利用一派打一派的习惯做法，逐步用张春桥来抵消国防部长的权力。①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似乎仍未排除。另一种可能是被人抢班。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九届二中全会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些密谋者仍然认为在未来三年内这是不可能的。但林立果至少明白这种前途的危险性：“任何事情都难以预料。威信高，只要说一句话，任何人都可能被赶下台”（实为“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译者）。于新野提出异议说，是毛个人选定的接班人，林立果提醒他也曾享受同样的荣誉。②
的第三种选择是“提前”接班。他们考虑了两套方案：搞掉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张春桥；搞掉本人。密谋者们对后一套方案没有感到什么不安，只是担心如何向全国解释，不产生消极影响。周宇驰建议，谋害的罪名可嫁祸于他人，甚至嫁祸，但他补充道，从政治上考虑，林“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接班，作好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①
表5 集团：同党和同谋者
林立果决定将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在汉语里“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毛的代号为“b-52”。在最初讨论时，政变计划仅仅是逮捕张春桥、姚文元，谋害毛的计划似乎是那天晚上由周宇驰设计的，①可能是针对在南方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短暂巡视，他主要访问了武汉、长沙和南昌，接见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和福建各省党、军负责人，②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把的同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与同、彭德怀、高岗和其他被打倒的领导人的斗争具有同样的性质。主席的任何其他行动，都没有他的这些讲话如此深思熟虑，使得惊恐不安。
开始时，并没有直接点的名，着重谈了他的追随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突然袭击和地下活动”。当他谈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时，谁都能明白他实际上指的是谁。他最后提到的名字时，更多的是悲哀而不是愤怒：“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呢？”③但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是不会被假象欺瞒的。
毛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什么，一家是十分清楚的。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主席在他的谈话中，明显表明了他进行这场针对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斗争的原因。一方面，他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送交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他以前提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④军队控制国家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促使毛做出了以上选择。
主席一定明白他的谈话很快会传到那里，他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的谈话于9月6日被报告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李又分别告诉了总参谋长黄永胜、后勤部长邱会作。黄永胜立即用保密电话通知了叶群，她当时正与、林立果在北戴河度假。两天后，签发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同日，林立果飞回北京，为谋害进行最后安排。①
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讨论了在毛专列北上回京途中谋害毛的一系列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炸毁火车必经的桥梁；四是从空中轰炸火车；或者，用手枪面对面谋害，这样虽然缺少戏剧性效果，却可能更可靠。②
实践证明，所有这些计划都是无效的，当的同伙正在估摸毛的行动时，8月底主席在南昌听到风声，可能正在筹划什么阴谋。③因此，在返回北京途中，毛采取突然启程、缩短停站时间等策略，出人意料地迅速离开上海，于9月11日开始返回北京，在阴谋者没有准备好以前，专列通过了他可能遭拦截的各个地段。④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北京附近的丰台车站，毛借停车机会把在京的军政高级官员找来，在车上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晚上毛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①南巡顺利结束。没有迹象表明，改变行程是因为得到了有关阴谋活动的情报，更不用说细节了。也许是长期游击战争中养成的求生本能，促使他这样做的。不管他南巡的动机如何，这一行动促发了中国人现在所称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
当林立果获悉毛逃脱谋杀的消息时，他立即决定加速实施和叶群此前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筹划谋杀计划的同时，、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决定9月13日早晨8时离开北戴河，南逃广州，与的高级军事盟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林立果的密谋助手在那里会合。在北京安排妥当后，林立果乘坐一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的机场所在地山海关。当时中国只有很少几架三叉戟，为了让他的父母顺利出逃，②他通过在空军系统的支持者，秘密搞到了这架飞机。要不是她姐姐林立衡的干预，他可能已经成功了。
很多人都知道，林立衡昵称豆豆，很喜欢吃豆子，因而给女儿起了这个小名。豆豆与关系很要好，与她母亲叶群却搞得很僵。叶群对她很粗暴，她和弟弟也不喊她妈妈，却都叫叶群“叶主任！”③在被弄得发狂的情况下，豆豆开始怀疑叶群是不是她的亲生母亲，以致于不得不把当年在延安为她接生的大夫找来，证明叶群确是她的生母。①有一次，豆豆想自杀，叶主任听到消息后说：“让她去死”；没有人把豆豆想自杀的消息告诉。②
9月6日，借口她的父亲生病，豆豆的弟弟把她从北京接到北戴河。她到达后，林立果向她通报了毛南巡的情况，告诉她这意味着处境已十分危险，并披露了他们设想的三种方案：谋害毛；在广州另立中央；逃往苏联。豆豆与弟弟争论了两天，拒绝了所有上述三个方案，建议像朱德一样，从众人注目的政治中心位置退下来。③
根据豆豆的描述，她考虑的只是父亲的安全。她布置服务人员偷听、叶群和林立果的谈话，以了解他们想干什么；9月8日，她弟弟去北京后，她把情况报告了8341部队。8341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番号，该部队的一个分队布置在她父母的住处附近，用以在任何情况下确保的安全。④尽管豆豆及时报告了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怀疑副统帅，尤其是叶群事先不断散布豆豆因为谈恋爱精神不正常等流言蜚语；确实，她很快就要正式订婚了。⑤因此，没有人敢相信那耸人听闻的消息。
9月12日下午，在林立果从北京返回以前，林豆豆的订婚仪式已经开始。到来后，他告诉姐姐他是专程赶来参加订婚仪式的，但他随即匆匆离去，与他的父母进行密商。他的举动引起了她的怀疑。大约在晚上10时20分，豆豆亲自向8341部队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汇报了情况，这次，这位首长立即报告了北京。①
当周恩来在晚上10时30分接到报告时，他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他立即打电话向吴法宪和李作鹏查询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与此同时，叶群在接到林立果系统的人报告说周恩来正查询三叉戟飞机下落后，故意在电话上与邱会作夫人闲谈了一个小时，试图以此消除怀疑。晚11时30分，她打电话给总理，告诉他一家想离开北戴河，去一个温泉疗养地。当总理问她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时，她答道是空中动，但尚没有安排飞机。周告诫她，最近天气不好，他将与吴法宪讨论有关事宜。②
叶群刚放下话筒，周立即又打电话给吴法宪和管山海关海军航空兵基地的海军负责人李作鹏，命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周、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在北戴河，叶群在与周恩来通话后，立即采取行动。她与林立果一起，喊醒吃了安眠药睡下的，告诉他有人要来逮捕他。他们焚烧了文件，然后钻进汽车，驶往机场。8341部队警卫人员过于胆小，没敢拦住他们。对叛逃者幸运的是，李作鹏篡改了周恩来的指示，告诉山海关基地，只要周、黄、李、吴四位首长有一个同意，三叉戟飞机就可起飞，而李自己批准起飞。夜里12时32分，携带他的夫人和儿子起飞了。①
大约午夜时分，周恩来得到报告，一家坐飞机跑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周立即命令吴法宪：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并派一位助手去吴的司令部监视吴法宪。②随后，周驱车前往中南海毛的住处，向他简要汇报了情况。当雷达显示的飞机即将越过国境线进入蒙古时，吴法宪打电话请示是否打下飞机，周请示毛，据说毛意味深长地回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要他们去吧！”③由于不了解行动的详细情况，为了毛的安全，周立即安排毛离开住处，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毛才命令周恩来召集在京的高级官员，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最清楚地显示了统治中国的方法。会议在凌晨3时举行，但毛没有出席，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由于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背叛对他的沉重打击，不得而知。周恩来向与会者通报了毛昨天下午返回首都以及出逃的有关情况，告诫他们要对发生任何事情做好准备。④直到9月14日下午，周才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获悉，的三叉戟飞机于9月13日凌晨约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8男1女全部摔死。⑤
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该文认为，一家并没有立即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他们只要飞8个小时，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了近两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一个小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时间，然后掉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为什么一伙放弃南逃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解放以来对毛的权力及其人身安全最危险的威胁解除了，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从此驱除了。
覆灭的影响
之死，使毛和周得以顺利清洗他在政治局中的军事盟友。9月24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到人民大会堂，宣布解除他们的职务，要他们进行彻底的自我检查，四人离开时都已被捕，并将最终接受审判。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幸存者也得到清除。
虽然人民解放军失去了它在文职官员领导班子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它的崇高形象也受到损害，但这远非人民解放军在文官政府中结构性支配地位的终结，党政部门中的重要军事作用仍然在运行。十大元帅之一、周恩来长期的盟友叶剑英，主持改组后的中央军委，负责调查在各大军事单位的活动，①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他对毛和周的忠诚是可靠的，但他毕竟是军队的代表。②汪东兴是8341部队的负责人，对主席更加忠心耿耿。他主要是一位国家安全官员，而不是军队的一名军官，③但他的确不是文职干部。与相比，在毛还政于民、重建文官政府的不断努力过程中，将忠诚地支持毛。
军队干部在省级地方政府中的权力继续得到维持，这可由政治局内的三位将军仍然继续担任省级最高领导职务这一点反映出来：许世友，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坚决站在毛一边。
比较难估量的是覆灭对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当毛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从而获得了更换一位领导人所需要的广泛支持时，被搞掉了。甚至原来的秘书邓力群后来也承认，1966年时，他也感到毛的接班人应是一位既能处理党务又能处理军队事务的人，这样一种看法可能是对的；而且他证实这是当时党内一种普遍看法。④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英雄，无疑也是毛长期以来的信徒。主席认为是比更合适的接班人这样一种估价，可能招致在党内的追随者的反感，但却可能在政界的更大范围内，为人毫不置疑地接受。
但实践证明，这位“最好的学生”不仅不合格，而且，如同周恩来将要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所披露的那样，甚至阴谋暗杀本人。50000447_0350_0①毛怎能在这样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识破他呢？他于1966年写给的、表达对的行为的忧虑的信件，很快在党内公布，②但这并没有为毛挑选这个危险的人物作为正式指定的接班人的失误提供辩解，相反使得这种失误更加突出了。难道主席不能在那些数十年来一直在自己身边的人中，辨别出叛徒和假马克思主义者吗？
可能同样具有破坏力的是，的覆灭暴露了中国的最高层充满着类似传统中国政治里的背叛和阴谋，充满大量明显类似皇后和太监、官员和将军的传统礼节。难道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纯洁政治就是这个样子？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骚乱和清洗，可能使毛绝大多数最亲近的同事的幻想破灭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的覆灭，使这种幻灭感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③在逝世后，他的接班人拨乱反正时，这将是政治冷漠的一个根源。
④ 《当代背景材料》第880期（1969年5月9日），第37页。 ⑤ 同上，第34页。 ① 这里指那些蓝领工人的组织，红卫兵组织已经被解散。 ②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59页。 ③ 在21个省革命委员会中，有20个省革委会的头儿是军队干部。见多姆斯；《中国国内政 治》，第205页。 ① 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六十年》（下），第610页。 ② 参见多姆斯：《中国国内政治》，第215页。 ③ 赫和段《中国六十年》（下），第608—611页。 ④ 利普·布里奇海姆：“的覆灭”，《中国季刊》第55期（1973年7—9月），第429—430 页。 ①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92—394页；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3页。 ② 布里奇海姆：“的覆灭”（英文版），第432—433页。 ① 参阅张云生：《毛家湾纪实》，书中随处有这方面的描述。从 1966年8月19日到1970年11 月17日，张一直是的秘书之一。林似乎怕光、风、水和寒冷，怕出汗。他不爱洗澡，不 吃水果。他坚持他的居室保持恒温摄氏21度，上下不超过半度。（叶群喜欢她的居室温度在 摄氏18度！）但是，就行使他的职责来说，他的条件最差的方面，是他没有能力或者不 愿意阅读文件，因此他的秘书不得不在送到他的办公室的大量文件中，进行挑选和概括，使 他能在30分钟内阅读完毕。同上，第8—12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73—375、 377页。 ② 《大动乱的年代》，第387—388页。 ③ 高英茂：《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87页。这些话可能由儿子所写，但明 显反映了更成熟的人的知识和经验。 ① 有关有恩于陈伯达的情况，参见怀利：《毛主义的崛起》随处可见有关描述。 ② 布里奇海姆：“的覆灭”，第 432页。 ① 参见仲侃：《康生评传》，第15—16、146—147页。关于陈伯达对康生的妒忌，请参阅张云 生：《毛家湾纪实》第190—192页；关于陈在九大上的问题，请参阅该书第210—211页及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第387页。根据该书的介绍，陈伯达发了脾气，并继续进行他的 起草工作，但经过几次修改，最后毛采用了张—姚的草案。似乎仅仅对毛介入并最后确 定的报告有兴趣。 ② 1980—1981年冬天审判时，陈伯达说，仅仅是在他“意识到和之间的权力斗争之 后，才开始同情”；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16页。关于两个对立的集团 的发展和他对集团的信心，参见张的《毛家湾纪实》，第382—389页，和王的《大动乱 的年代》，第 382—388页。 ③ 参见毛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参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第2卷，第220页。 ④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3—614页。 ①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348页。 ② 同上，第614页。 ③ 参见1966年7月8日毛给的一封信，该信收在《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73年夏季 号）第96—99页。那年年底，在军事学院的讲话中以把学习著作推向一个新阶 段为主题，吹捧主席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要求每个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 要用99％的精力学习和领会的著作；参见《问题和研究》第8卷第6期（1972年3 月），第 75—79页。 ④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4页。 ⑤ 《中国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1—562页。 ① 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0页；《中国六十年大事简介》， 第562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8页；郝和段：《中国六十年》， 第614页。这些讲话的摘要，参见该著作第614—615页；王：《大动乱的年代》，第398— 399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5—616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6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2页。 ①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页。在毛干预以后，王迅速改变调子，转而批评 陈伯达。 ② （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国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2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6页；毛的讲话全文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 403—404页。 ④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页。 ⑤ 即从8月23日到8月25日中午；《“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页。 ① 参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 ② 参见本书第5章。 ① 一位参加珍宝岛冲突的29岁的指挥员孙玉国，由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介绍到九大，受到 了毛的激动人心的欢迎；参见毛在九大上的简短讲话，该讲话收在“九大主要讲话汇编”中， 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 ② 例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报道的一名参加了这场冲突的中官的估计，“中国对1969 年珍宝岛之战的看法”，载《中国季刊》第56期（1973年10—12月），第734页。亦见本 书第3章。 ③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4页。 ④ 例见在昆明军区内部传阅的有关文件。这些文件收在《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第115—145页。 ⑤ 《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第132页。 ⑥ 参见本书第3章。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061页；1972年7月28日《纽约时报》引用的布里奇海姆的 “的覆灭”第441—442页中的一段话。也可参见本书第5章。但的秘书证实，他后 期实际上对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29—333页。 ①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316—323页；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大事年表》，第 372页。张的描述使人们清醒地看到，中国领导人中有些人在采取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时， 是多么轻率。这道疏散命令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机：把那些对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的高 级干部遣送出北京。好几位元帅被沿着京广线疏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 去开封，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杭州，朱德和原计委主任李富春去广东省从化县。这其中 有些人在不久前的庐山会议上曾联合反对；除了李富春之外，所有人都是运用军事 手段夺权的潜在障碍。关于疏散过程，请参考聂荣臻的《聂荣臻回忆录》第三部分。叶剑英 因为调查陈伯达的任务，不久返回北京。新华社有关中苏谈判的报道，引自基辛格的《白宫 岁月》第186页，也可参考本书第3章。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7页。 ③ 同上，第193、684—703、714页。基辛格推测，当中美关系正在改善时， 7月2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战斗机试图在中国海岸线100英里以外拦截美国侦察机的行动，可能反映了 北京的内部权力斗争；同上，第697页。鉴于与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密切关 系，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① 中央第一个反陈文件于1970年11月16日发布，列举了他的主要错误事实：反党，假 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和阴谋家。1971年1月26日，中央又发布了陈在整个生涯中的“罪 行”材料汇编。2月21日和4月29日，中央发布两个通知，指出了批陈整风的具体实施方 法。见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7—618页；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406— 409页。有关叶剑英的调查情况，见《萦思录：怀念叶剑英》，第265、294、301—304页。 ②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1972—1973年秋 冬季号），第38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 ③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49—350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9—620页；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 第302页；《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3—4期（1972—1973年秋冬季号），第38页。 ②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226页。 ③ 赫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18页。 ① 同上，第618页；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2页。 ② 参见《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117—125页。有关政变阴谋的材料从各种渠道汇 集起来，但实际上都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描述，由胜利者写的或基于他们提供的证据写的。关 于一位接班人死亡这样重大的事件，有许多理由说明证据一定得经过加工处理的。一旦某一 天中央内部档案开放了，不能保证不出现另一种解释。为了解剖当时中国政治的实质， 似乎仍有必要对流行的最可信的说法进行探究。任何经过修改的描述可能都强调了，中国的 命运是由极少数铤而走险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家庭的野心和阴谋决定的。 ③ 同上，第93页。 ① 高英茂：《事件》，第90—91页。 ② 同上，第92页。 ① 高英茂：《事件》，第92—93页。 ① 高英茂：《事件》，第93—95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1页。 ③ 高英茂：《事件》，第57—61页。 ④ 同上，第64页。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6—97页。根据后来采访女儿林豆豆所获得的大量材料，黄永胜于9月5日电话通知叶群。但既然黄永胜打电话时林豆豆不在北戴河，而审判时又出示了电话记录，所以9月6日似乎更可能是黄永胜打电话通知叶群的时间，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5日第3版。可是，大陆最近出版的一本史书称，林立果是由参加毛于9月5日深夜召集的会议的一位与会者直接告知的；见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1页。 ②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7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2页；“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 ④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79—380页。 ①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09页。 ②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1—383页。 ③ “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4日。根据一条公认可疑的信息，林豆豆于1941年出生在苏联。当时正是在苏联养伤三年的最后一年；参见姚：《毛继承人的密谋与死亡》，第130页。 ① “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4日。可能正是以这个故事为依据，雅普·冯·吉内肯断定豆豆是第一个夫人刘小萌所生，叶群和直到1960年才结婚；《沉浮录》，第263、272页。叶群嫁给的时间有待确定；见克莱恩和克拉克：《中国传记辞典（1921—1965）》第1卷，第567页；但40年代中期在延安居住过的一个人确认，和叶群是在那时结婚的。有关豆豆在林—叶家庭中的不愉快生活，请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第256—292、429页。尽管张对叶群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性的描述，但他断定，为叶群工作比为工作要稍好一些；同上，第429页。 ② 《华侨日报》1988年6月15日。 ③ 同上。 ④ 同上，6月15日和16日。 ⑤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页。 ①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4—386页。另一种说法是豆豆在大约晚上8时30分报告了警卫团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参见“生活在历史阴影下的林豆豆”，《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日。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27—430页，记载了9月11日和12日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所目睹的有关事情。 ② 于南：“周总理处置‘9· 13’叛逃事件的一些经过”，《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31页；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2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6页；《华侨日报》。《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日认为是周给叶打电话。 ① 《华侨日报》，1988年6月16、17日；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2页；《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387—391页。根据王的《大动乱的年代》第432页的说法，飞机要起飞，还必须得到毛的批准。 ② 《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没能阻止林立果联合舰队的一些成员乘直升飞机逃跑；《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第99—100页。 ③ 参见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3页。 ④ 《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这篇文章部分目的在于辟谣——周只是在飞机即将越过国境线时，才从毛那里获得出逃的消息。一些学者提供的一个嗅觉欠佳的观点认为，毛似乎故意放逃走的态度，表明中国空军夜间作战能力太有限，以致于无法迫降叛逃飞机。 ⑤ 同上注。 ① 参见《华侨日报》，1988年6月17日。一种解释是三叉戟飞机没有直接飞往蒙古，而是转了几个弯，以避开拦截。另一种说法是由中国一位前国家安全官员向一位学者透露的，当时周恩来成功地劝说飞行员返回中国领空，但这个飞行员随后被林立果枪杀，林立果接替了飞行员，但他不能很好地驾驶飞机，致使它坠毁。另一篇由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人”撰写的著作提出了一种更耸人听闻的说法：9月12日，在参加举办的宴会后返回途中，8341部队根据毛的命令，在北京郊外设置埋伏，用火箭射击汽车，搞掉了。参见姚：《毛继承人的密谋与死亡》，第16章。 ①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4页；《萦思录》，第305－308、346页。有关林的高级军事盟友的清洗，参见《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59页。 ② 在1971年夏天南巡期间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在8月28日的讲话里，提到1935年他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对他所表示的忠诚。要求大家对叶剑英这种在危机的关键时刻立场坚定的精神表示尊敬。这段评价，可在讲话的一个未经删改的手稿中找到，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它既表明永远不忘一恩一怨，也表明叶剑英在这次毛处理军队有关领导人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请我注意这段讲话。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1、2卷，在为“汪”姓将领写传记时，没有列入汪东兴。 ④ 参见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该文收在《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53页。谭宗级：“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教学参考》（下）第42、43页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描述，说明邓力群的观点不是偶然的。根据后一篇文章，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到批判时，必须在政治局常委里找到一位新的二号人物。邓小平因为也受到批判，被排除在外；陈云，则因为最右；朱德，因为他太老了；周恩来，因为对他不满意，而且周自己过去也常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这样，就只剩下了。谭：同上，第42页。 ① 《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6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5—626页；也可参见该书注释（43）。在死后，毛公布这封信如此方便，以致于文革结束后，党史学家似乎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为了回答这种怀疑，一位老历史学家回顾了以下一段情节：当知道毛1966年的那封信后，他极为焦虑，以致于毛决定不将它公布，并且确实命令销毁它。但正要销毁时，左派宣传家戚本禹向周恩来抗议说，毛的话太珍贵了，不能用这种方式毁坏；总理反复向他保证说，已命令那时的宣传部长陶铸复制一份。摔死后，公布的是这个复印件的复制品，因此容易引起对有关真实性的怀疑。请参考谭宗级在《教学参考》（下）中的描写，第41页。这段关于周恩来和的有趣的轶事，最初是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注意到的。 ③ 郝和段：《中国六十年》，第624页。作者那些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幻灭感的中国朋友，也向作者表达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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