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思想的根源要追溯到60年代，尤其在1963年初，毛曾反复强调，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原理。因为只有当党实际上是由一个人代表和由一个人身上体现时，“一元化”和“一分为二”（以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斗争的倾向）这两条原理才能共存。换言之，只有当中国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在毛的领导下时，党才能够虽会分裂但又能保持统一，才能够实现它的一元化使命。因为本身是不会分离的（尽管我们在前面引用过他的话。①），而且永久地掌握权力，即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
对毛的思想的另一个主要的二元解释，正如我通篇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遗产相互结合的产物。在毛的晚年，领袖终于成了崇拜的偶像和真理的源泉，这一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与毛本人在1971年的说法也是不相符的。他曾指出，《国际歌》否认“救世主”的存在。②这样说，实际上并不是把毛的统治完全当作东方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也不是指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主要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对领袖的崇拜毕竟有充分的西方或西方化根源——包括斯大林的红色法西斯主义，还有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最初理论。此外，在文化移入的复杂过程中，如果西方的新思想能够被用来服务于中国的旧目标和旧价值观，那么，中国的传统思想同样可以转向外来的思想所阐述的目标。③因此，很难断定最终何者占上风，但对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在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中期之间，改变了拒绝接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态度。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采用了他从193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即中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还必须向西方学习很多东西。他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虽然它必须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这种“产生于西方的基本理论”构成了中国新制度的基础或者“体”。①另一方面，1965年12月他在杭州时说，实际上，张之洞是对的，“西方的‘体’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②
正如上面已提到的，即使毛在同一次讲话中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哲学家”，这句话的意思不能理解为毛不再打算从马克思那里或从西方吸取任何东西。人们着重强调的说法是，如果想使从西方借用的东西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那么中国的革命学说今天就必须扎根于她的文化和传统之中。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通过分析毛的理论体系，用纯理性的措词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根深蒂固的感情因素也渗入其中，甚至使他的政治理论或思想观点受到了渲染。
1958年3月，毛在成都宣称：“首先是阶级消亡，然后是国家消灭，最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③1970年12月18日，毛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此作了如下论述：
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④
在晚年，毛把阶级斗争看作一部分“大人物”与全体人民之间的斗争，他在1970年的讲话再次表明了他的这一倾向。但人们也强调，正如他在1958年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他认为民族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虽然毛总是不容置疑地把中国当作“中心地区”，把中国文化当作“中心之花”（“中华”），但我们不应从毛的这一性格中得出像苏联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以及托洛茨基和持各种观点的其他左派分子通常所提出的结论，即毛毕竟是一个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旧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
事实表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10年间，毛在数十年里潜心建立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基本上崩溃了，至少他自己看来是如此。1976年，当毛去“见上帝”或“见马克思”的时候（或许两者都是）——以前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过，——当一个新时代在其继承者领导下来临时，出自《左传》和类似典籍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就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然而，如果我们不去考察毛最后的这些可悲的和反常的岁月，而只分析他在1935至1965年间形成的较为严肃的思想理论，那么，归根结底，它构成的是一种源于西方的，相当革命的思想和西方化的传播媒介。
毫无疑问，西方化的影响和的不容置辩的中国中心主义之间的重要联系，已在毛所谓的“落后的辩证法”的观点中得到了阐释。他在1960年的《读书笔记》中，最典型地阐释了“主流的毛主义”。毛在其中一节里提出了“落后国家的革命是否更困难”的论题。不必说，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资本主义出现两三个世纪以后，在西方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毒害极深，影响了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的各个阶层。因此，列宁的“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愈困难”这一论断是不正确的：
其实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越穷，越要革命。……在东方，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都是落后的，贫穷的，现在不仅社会制度比西方先进得多，而且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比他们快得多。就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也是落后的赶过先进的，例如在19世纪末叶，美国超过英国，后来20世纪初德国又超过英国。50000447_0112_0①
今天的中国当然放弃了这种过分乐观的幻想，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改造社会制度的前提。毛在刚才所引的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西方（其含义是，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民的改造问题。不管怎样，这一观点至今尚未被一同抛弃。
也许，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洞察和对人与道德在政治生活中重要性的强调，最终仍将是对革命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贡献，因为这种洞察力是根植于对悠久历史的观察之中的。
① s.施拉姆：《：初步再评价》，第71页。 ② 《思想万岁》（1969年），第477页；另见《杂录》，第343页。 ① 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页。 ② 《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 ③ ：《对苏联经济学的批判》，见《杂录》，第266页。 ④ 《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 ① 《红旗》1964年第13期，第31—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64年第29期，第26页。（源出于毛对1963年5月9日关于浙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一份文件所作的评语。） ① 《红旗》1973年第9期，第22、2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3年第35期，第36、25、28页。 ② 《红旗》1975年第2期，第17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4期，第19页。 ① 指“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译者 ② s.施拉姆：《同人民的谈话》，第297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见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 ① s.施拉姆：《同人民的谈话》，第85—86页。 ② 同上，第234—235页。 ③ 《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第8页。 ④ 同上，第6—7页。（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官方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据我所知，斯诺从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用过这段话。） ① 《思想万岁》（1969年），第333—334页；另见《杂录》，第258—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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