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四句为一段,共分四段,形式十分整齐。第一段概括当时形势,借用周武王伐商纣的典故,表示关东兴兵是为了讨伐倒行逆施的董卓。“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省孟县南,是武王伐纣时会合八百诸侯的所在。第二段写义军内部貌合神离,由观望不前而终于自相戕残的情形。第三段以袁绍、袁术兄弟为代表,描写了义军瓦解后诸侯割据,连年征战,殃及百姓的情景。第四段则着重描写上段末句“万姓以死亡”的具体状况,最后归结到诗人作此诗时的悲痛心情。全诗遣词质朴,不事雕绘,而感情真挚深沉,悲天悯人,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雄阔远大的气象。
由于《三国演义》的影响,曹操作为一代奸雄已是少长皆知的定论。戏剧舞台上许多优秀艺人的生动表演,更使曹操大白脸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读了这一首《蒿里行》,我们对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当有一个更加真切近实的了解。正如明人谭元春《古诗归》中对此诗的批语所说:“一味惨毒人,不能道此。声响中亦有热肠,吟者察之。”
这首《蒿里行》与《薤露行》相互配合,从朝野两个角度具体描写了发生在汉末的历史大事,因而明人钟惺誉之为“汉末实录”、“诗史”。在杜甫之前,曹操是第一个以其诗被誉为“诗史”的诗人。
《蒿里行》和《薤露行》还开创了以乐府旧调来谱写时事的新体裁。由于曹操的倡导,建安诗人相继仿效,这一体式流行一时,到唐代进而发为杜甫“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及元、白的新乐府运动。曹操在诗歌史上的这一创举也是值得我们大书一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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