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教习指出，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同意挨揍，而柏杨先生却十分沮丧，使他觉得“真是可笑”。这应该是原则问题，纵然百分之百写下同意挨揍的血书，我们都誓死反对。民法上规定：“自由不得抛弃”。甘愿被囚，法律都不允许。同样道理，我们认为人性尊严不得侵犯，也不得抛弃。四世纪晋王朝时，有“儿口承唾”节目，有钱大爷一咳嗽，身旁的穷小娃就张开大口，咕噜一声，咽下有钱大爷的尊痰。我们虽在千载之后，仍忍不住悲愤呐喊，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悲愤呐喊“实在可笑”，因为穷小娃自己都同意了呀，就没啥话可说矣。
国中学生一代不如一代的看法，跟柏杨先生的看法尖锐相反，我一直认为一代要比一代好。即令学生一代比一代差，教习也会同样一代比一代差。啥客人吃啥菜，有啥可埋怨的也。事实上，下一代比上一代要活泼、顽皮，想得更多，不屈服性更强，这正是中华民族茁壮的生机。我相信有些学生老爷口吐脏言，叫教习绰号。但孩子们只要一进小学堂，他就非立刻学会脏话不可，本没啥稀奇，如果脏得过度，自有非体罚的校规可以使用。而叫叫绰号，更能显示孩子们的想象力和观察力，不能给别人取一个恰如其分绰号的学生，准是一个呆头鹅。好吧，即令这些行为罪大恶极，难道靠大动干戈就能阻吓得了乎哉？我敢赌一块钱，连上帝亲自出马，都阻吓不住，至于写错字，把“目的”写成“目地”，这位国中教习千方百计，都收不到效果，认为只有打手心打屁股，好像体罚也是包治绝症的神仙一把抓，只要一剂下肚，脏话没啦，绰号没啦，笨蛋也霎时英明盖世。咦，柏老学习算术的兴趣就是被打跑了的。贵阁下麾下的学生老爷，如果经常皮破血流，恐怕他一辈子都达不到“目的”，只能仍停留在“目地”上混。至于学生一出校门就不认识教习，难道靠臭揍，就认识了哉？收效当然会收效的，但只不过收效一时，一旦毕业，恐怕不认识的场面，更要惨烈。
这位国中教习，大刀一劈，把学生一分为二：百分之八十是“好学生”，百分之二十是“坏学生”。刚才还宣称学生自己都愿意挨揍的，不知道是“好学生”同意，还是“坏学生”同意？“好学生”同意，是慷他人之慨；“坏学生”同意，那就是自认为非被打得自尊心全毁，就改不了——对这种可怜的贱骨头，我们不应该再迎风纵火，或推波助澜，而更应该耐心拯救。不过主要的是，“好”、“坏”的标准是啥？由谁定这标准？由谁判断这标准？侯仰民先生教算术，认为柏老坏极，可是国文教习“老核桃”——我们上给国文教习刘月槎先生的绰号，他太老啦，满脸皱纹——他却认为柏老好得不像话，几乎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结论由谁决定？难道各发一把牛耳刀，要他们决斗取胜乎哉？
国文教习又曰：“我们不是神经病，怎会不知轻重？”这可跟神经病无关，连亲爹亲娘，气得两眼冒火时，打亲儿亲女，都有失手的时候。所以孔丘先生告诫小子们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问题是，亲儿亲女敢溜，学生敢溜乎耶？不溜还好，一溜恐怕更使教习暴跳如雷，怎么，你抗命呀？你瞧不起我呀？你还不知道承认错误呀？打得将更英勇。年纪轻轻的国中教习，有啥凭据证明每一个都知道轻重？台湾省立玉井高级中学教习王煜先生罚学生陈国荣跑步跑死，嘉义县立大林国民中学堂教习钟献元先生殴打学生陈英贤重伤住院，高雄市立盐埕国民中学教习庄金水先生把学生骆宗名打出脑震荡，桃园县立复兴国小学堂教习刘邦彬先生用麻绳把学生黄天惠绑起九小时，用竹鞭抽打。这几位教习难道都是神经病哉？一时气冲斗气，把不住“适当”的分际罢啦。来信的国中教习，他已认定某些学生是“坏蛋”，认定某些学生“已没有什么自尊、尊严、荣誉”。在这种认定下，爱心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穷的轻蔑和嫌恶，一旦下手，恐怕把持不住。教育部不准体罚，固然是为了保持国家的幼苗不受摧残，也同时是为了保护教习不致官司缠身。“良心”只能自省，不能作为伤害别人时的金刚罩护身符。
这位教习和这类教习，既已推出“打坏学生的爱心就是体罚”的伟大发明，所以柏杨先生没有本领告诉你阁下如何去做。只能告诉你，对“坏学生”的爱心，不是体罚，而是更加倍的爱心。假使这点办不到，犹如一个不信神的人不适合当牧师一样，没有爱心的人，也不适合担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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