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晋商的辉煌，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壮大轨迹跟日本三菱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是惊人的一致。他们都在自己所在帝国的扩张之初就跟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为他们赢得了庞大的政府订单并赚取第一桶金。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战争，只要能够制造政府需求，商人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推动、去配合。
不过清政府最终没能像日本和德国那样维系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晋商等社会资本也未能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并参与到当时中国命运的决断中去。被迫与清政府“荣辱与共”的晋商最终也不得不面对“成也清朝，败也清朝”的境地。
19世纪中期开始，清朝开始走下坡路，国库亏空，无能为力的清政府转而把目光投向了晋商。晋商也被迫以各种名义向清政府捐款、借钱。而的各级清朝政府又向晋商明目剥夺。进入20世纪，清政府风雨飘摇，时局动荡不定，山西票号很多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晋商最终随着清政府的倒台而衰弱。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变革，民族资本快速发展起来，中国东南门户已经被西方列强打开，外资汹涌而入，新的经济势力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
4. 广东商帮、江浙财团和国民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西方各国的商人开始涌入中国。在这些通商口岸中，上海很快脱颖而出。虽然上海当时还是一个小渔村，但是它位于长江入海口，又有中国传统上物产最为富饶的江南作为依托，在航运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上海的价值立马就显现出来了。
很快，大量的外国公司入驻上海。1843年，英资的上海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成立；1846年，美资的旗昌洋行把总部从广州迁往上海。这些洋行在经济上占据中国对外贸易很大一部分市场，在政治上不受中国政府管治，甚至还是能代表本国政府直接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比如当时美国驻中国通商口岸的领事几乎都是旗昌洋行出来的商人 。
洋行和洋人的入驻，很快在晚清的市场上催生出“买办”这个新行业。对于洋行而言，他们需要靠得住的中国人帮助他们做事。而对于中国人而言，洋行收入较高，而又不必像传统中国社会中靠家族、门第才能获得资源，只要个人刻苦努力、善于经营，照样也能获得成功，因此洋行也给当时的普通中国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上升通道。在19世纪后半叶上海买办对队伍中，一些平民甚至穷人出身但是后来在上海滩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正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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