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的价格提高，它的需求量就降低。其实任
何事物都适用于这个法则。你对这个物品的渴望和偏好也许不会有任何减少，但是力不从心也会减少了对它的需求。也是有价格的，它的价格越高，人们对它的需求也就随之降低。比如，当一个男人被投入监狱或是进入军队，他和另一个女人发生性行为的价格就急剧飙升。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这个男人可能就会和其他男人发生性关系。在美国，艾滋病被发现的早期，患者的人数在1980年初期达到高峰，那时候绝大多数的病例是因为男性与男性的性行为而感染。由于艾滋病可能导致死亡，所以男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的价格提高了很多。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法兰西斯就有关于经济学的研究。他提出一个新的论述，挑战和冲击了人们对原本的理解。在一个由美国政府和几个基金会赞助的调查中，他对3 000多人进行性问题的访问，包括自己的性倾向以及有是否有亲友罹患艾滋病等等。法兰西斯惊讶地发现，亲友患有艾滋病的被访问者在被问到自己是否是同性恋者或者是否发生过同性性关系的时候，答案全是否定的。在那时候，艾滋病者为同性恋者的比例较高。很多社会学家认为，人们的性倾向是由基因决定的，所以同一家族的人应该会有类似的性倾向。而且人们在选择朋友上比较自由，同性恋者很可能有很多同性恋的朋友。所以亲友患有艾滋的被访者是同性恋者的比例应该更高才对。法兰西斯想到，这些人可能被吓得不敢当同性恋者了。
他设定美国人的生命价格为200万美元。这个计算方法比较复杂，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在经济学界内被接受的估计值。然后再计算各种性行为的染病率，和染病后的死亡率，就可以算出某种性行为后得艾滋病死亡的概率，再把这个概率乘以生命价格，就是各种性行为的成本。他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在美国艾滋病危机最盛的时候，一个男人如果随意找一个女人发生不安全性关系，价格不到一美元，但这个男人如果和另一个男人发生不安全性关系，价格大约是2 000美元。
双性恋的人很多都会偏向某一种性关系，这不仅仅是生理因素造成的。他们选择伴侣就像是人们选择可乐的牌子一样。可乐有两种，有的人只喜欢百事可乐，有的人只喜欢可口可乐，有的人是两种都觉得不错。最后一种人会怎么买可乐呢？可能是买比较便宜的，或者比较方便买到的，或者正好看到商店里有什么就买什么了。如果一个人一般会更喜欢喝百事可乐，但又没到非百事不喝的程度，但忽然有一天百事可乐变贵了很多，或是很难买到了，买百事可乐的成本提高了，而他又嫌麻烦不想再去辛苦地买一罐百事可乐，那他很可能就委屈自己，买罐可口可乐了。所以，对于那些喝哪种可乐都还行的人来说，最后买了哪种可乐的原因就有很多了。他们会因为买到不同可乐的成本的不同来进行最后的决策。
与买可乐选择不同的牌子一样，双性恋的人很可能因为和某一种性别的人发生性关系的成本比较高，就选择另一个性别的伴侣。就像是因为百事可乐太贵了的话，就改喝可口可乐了。这个虽然听起来让人感到诧异，但是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定的证据的。比如监狱里同性之间性关系的比例就更高，这很可能是因为在监狱里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机会很少，所以双性恋者就倾向于与同性发生关系，甚至那些本来是异性恋的人也开始选择同性关系。而在艾滋病被发现的早期，大约百分之三的人从同性性行为转成异性性行为。这个比例看起来是不高，但是如果考虑到那个时期统计数据中，双性恋者占人口最多也就百分之七，百分之三就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所以，双性恋对性伴侣的选择很可能也是有成本考虑的因素在内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基因问题。不过，这个研究即使在经济学界内也还是很有争议的。
我理解智澄，性取向是不能以正常不正常来评断的。有的人是异性恋，有的人是同性恋，有的人是双性恋。这就像是有的人是左撇子，有的人是右撇子，有的人两只手并用，无非是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在体育界，左撇子在击剑、乒乓球、篮球等需要近距离搏击的项目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网球、足球等项目中，他们也大放异彩地展示着独特性。同样，同性恋和双性恋在艺术文学上的成就让人惊叹。马龙?白兰度、艾尔顿?约翰、柴可夫斯基、列奥那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埃米莉?迪金森、维吉尼亚?伍尔芙、沃尔特?惠特曼、威廉?毛姆、三岛由纪夫，都是双性恋或者同性恋。经济学家中，约翰?纳什是双性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是同性恋。田中芳树说，如果将狂与同性恋者从历史与艺术当中逐出的话，那么人类的文明便不成立了。
人生不过一隙，探寻自己，肯定自己，征服自己，是多么的难。但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中摸索前行，唯有走下去，终能看见那尽头的光。最后我对智澄说：“只要你内心足够坚强，任何旁物都能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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