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缺乏法律的框架下的改革，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就更突出。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是文化变化，在此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混合的遗产，并决定着市场经济逐步产生的过程。若综合科尔奈和诺斯对非正规约束的理论来建立一个分析过渡经济的框架，则体制内非正规约束的结构的特定特征可以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可用以解释体制过渡的方向、速度和成功的程度。
现在几乎没人研究关系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在传统的观念上，关系一直没有给国人留下好印象。大家认为关系产生了不正之风，妨碍了竞争公平，等等。诚然，关系有其妨碍公平的一面，尤其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中，会出现向特权者进行关系投资的行为，产生贿赂与等现象。但是，关系在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否认。事实上，关系对改革也具有磨合作用，降低了改革中的各种交易成本。
中国最初的改革就是以“关系”作为保证的。当初安徽18户村民私下承包土地的协定，是关系的一种体现。他们面临“掉脑袋”的风险，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防止了他们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答案是关系！中国社会，由于关系的强大力量，利益集团更容易形成攻守同盟，因此这决定了改革只能是渐进的。
在中国改革的初期，没有市场制度（连商品经济的概念都是改革四年后提出来的），也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制。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仍然被高度的不确定性所困扰，比如产品质量问题、稳定性过低、缺乏可靠供给等。这样，一个经济主体不得不通过与其他经济主体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办法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这种显在或隐含的合同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中继承下来的行为规律或生意关系的结构基础之上的。只有当一个竞争性市场体制建立起来之后，人们的交易才逐渐可以不依赖于关系这种特殊的方式。这说明，在中国完成竞争性市场体制改革以前，关系对繁荣市场交易起到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另外一些关于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研究似乎也说明了关系作为改革“润滑剂”的作用。这些研究认为，企业对政府官员的回报不仅仅对改革提供激励，而且也会为减少企业经营的困难提供激励。在中国，办企业必须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几乎是一条定理。不过，就中国关系变迁来看，“搞好生意关系”仍然在经济生活中有显著的作用，而“靠关系办事情”（走后门）正随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建立而逐渐衰落。无论怎样，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前一种关系对经济活动的促进作用是应该明确的。在今天，这一观点似乎已被更多人接受，因为不少人已公开宣称“关系也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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