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政府无需多发行钞票,只需要调整利率就可以了。仍以国会山合作社成员为例。假设一对夫妇由于某些原因连续出差多次,他们的票券不够用了,于是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得不到照顾,虽然他们愿意在回来后更多地照顾他人的孩子作为补偿。这给许多会员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合作社同意会员从管理层借出票券,然后再通过多照看孩子来还给合作社。为了防止会员滥用这项权利,合作社还规定在归还时必须多还一定比例的票券作为“利息”。当然,更现实的假设是允许成员之间互相借票券,而归还票券则可参照合作社的“利率”来确定归还的比例。
这个体制使得人们不再那么倾向于储存票券了。事实上,一些持有更多票据的人们还宁愿将票券存入合作社转借给他人,而自己需要的时候又将它取出来。这个制度还有个最关键的好处是:合作社可以通过调整票据的“利率”,来调整人们的外出行为。当人们都倾向于外出,合作社工作太多而劳动力相对短缺时,就调高利率惩罚,让会员减少外出;当人们不愿外出时就降低利率鼓励人们外出。换句话说,合作社相当于有了一个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利率调整经济行为。
但是,在日本长期衰退期间,利率水平几乎下降为0,为什么仍未能走出困境?国会山合作社故事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新招?不妨再假设合作社成员都喜欢在炎热的夏天外出,而在寒冷的冬天则宁愿待在家里。合作社可以通过提高夏天的利率、降低冬天的利率来克服这个问题。但是,若季节性因素非常强,那么即使利率为0,成员在冬天也不愿外出,这意味着冬天照看孩子的机会太少,于是票券收入太少,这又加剧了冬天不愿外出的情形。而克鲁格曼认为,当时的日本经济面临的正是这样的问题:也许是人口老龄化,也许是人们对未来深感不妙、缺乏信心,即使在零利率下,日本人也不愿多花钱,让生产能力无法得以充分利用。而这正是凯恩斯所刻画的“流动性陷阱”。
若按照凯恩斯的政策操作,那么国会山合作社在冬季面临流动性陷阱时就应该由合作社管理层来提供工作机会——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合作社自己并没有小孩需要照顾。不过日本政府倒尝试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出台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政府举债建造道路和桥梁,根本不管这些道路和桥梁是否有用。这些刺激措施,在短期内都直接创造了工作机会,而且每次推行时,整体经济都在一段时间内明显上升。但问题是,政府的开支必须要有收入来源支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经济曾经的泡沫及其破灭对人们的信心打击巨大,信心的恢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社会的老龄化导致人们更节约消费。而赤字财政难以长期持续,因此无法通过持续增加财政支出来为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结果自然无济于事。到了1997年,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增加税收。这直接使得日本经济陷入了衰退。由于衰退,日本政府不得不又回到赤字财政,1998年又推出一个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若不能以税收筹集政府支出的资金,就得利用公债。赤字财政的后果是债务增加,日本政府债券的利率急速上升,这意味着投资者开始担心日本财政的长期信用问题。
这样一段历史可以给宏观经济学家什么启示呢?它可能意味着,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确实存在!同时也可能还意味着,当经济本身出现问题时,试图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扩大有效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以恢复繁荣。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无非是一个“挖洞、填补”的工作,如果短期内不能刺激信心,那么它就难以成功。
整个国会山合作社故事及其引申告诉我们什么?其最大的启示可能在于,货币政策对于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以及经济体本身保持健康的重要性。若经济体本身是健康的,货币政策可以帮助我们避免陷入衰退,即使陷入衰退也可以走出衰退。但是,若经济体本身问题重重,仅靠货币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许就像一个健康的人因为肚子饿了而不能坚持工作,让他吃饱饭就可以继续工作,但是一个人因为生病而不能坚持工作,让他吃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强调了一个国家良性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制度促进了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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