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兄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坚持要走前门进。他们一次次到县委要求，县委一次次地表示同意，又一次次地被土地局打回来。最后，他们宁肯把市价几百万的鹌鹑杀掉腾出地方来，又不愿意向那把关的“官老爷”低头。
刘永行事后感叹道：“私营企业真不容易，从起步开始就注定了无所依靠的命运！新津不仅当时，就是现在土地资源也没有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相信到以后的任何一个时候也不会紧张到政府会拒绝像希望饲料这样一个好项目的程度。我们以后到中国每个地方投资，地方政府无不热诚欢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员的个人想法就是这样可以转化为部门的行动，如果你是私营企业，那就根本不需要和你讲道理。”
从此以后，刘永行兄弟形成了一个做企业的理念，那就是不行贿。
“其实在很多私营企业家心里，一开始又何尝希望行贿？毕竟最先拿出去的钱都是一分一厘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开始大部分私营企业赎买的，也只是它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应该得到的正常权利。简单一点说，只是让政府把私营企业看作一个企业罢了。”刘永行兄弟于此心有戚戚。
因为行贿所形成的惯性思维，让很多企业家感到在中国不行贿不可能办成事，但刘永行却并不这么认为。“任何一个官员，无论他是廉洁还是，需要政绩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不那么廉洁的官员也同样有这样的需要，而且我看，不廉洁的官员升官的更强烈，他们更需要你的企业为他的报表增加好看的数字。这样一来，不行贿等于是为你的企业加上了一根无形的鞭子，催着你不断拼命向前发展。中国民营企业要成为百年老店，这一条很重要。”这种犟脾气无疑大大影响了当时企业的发展，但也避免了后患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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