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想开快车，遵守交规就ok。民营股东出于利益动力，积极争夺话语权没什么不对。在程序内博弈就是好事。”民生银行首任董事冯仑如此评价这一番争斗。
国有企业是有约束，无动力；民营企业是有动力，无约束。与崛起于市场底层的中国大多数“草根民企”不同，民生银行是在行政力量的许可、参与下，由尚带有一定官方色彩的社团主导创办的，因此一开始就混杂着民营与国有两种体制基因。在民生银行筹备阶段，全国工商联要求所有投资民生银行的股东签订协议，将自己在每年股东大会上表决权的30％委托给工商联（这一特殊政策在民生银行上市前夕被废止），由经叔平代表行使。这一精心安排的治理结构，被董文标精辟地归纳为：民有、国营、党管。
这是民生银行自创立时即有的基因，恰是这种基因，导致了此后数年民生银行在管理层与上级机构之间、股东之间、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以及管理层内部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博弈。
兄弟携手援助地震灾区
2008年5月12日下午，正在贵州出差的刘永好，与几位高管在贵阳饭店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讨论某项目方案。突然，所有人都感到地动山摇、头晕目眩。很快，有人收到短信：“成都发生地震了！”
听到这个消息，刘永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抓起桌子上的电话，迅速打给成都集团总部，但电话已经打不通。最让刘永好担心的是他们公司位于彭州的华融化工厂。如果地震严重，将导致化工原料泄漏，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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