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集团内部也有人不断投诉各个企业的管理问题，但由于产品的利润实在太高，为了尽快在全国抢占空白市场，兄弟俩无暇他顾，只能暂时把企业管理置于建厂布点的后面。刘永行后来曾回忆起那段在地图上策马奔腾的扩张岁月：“一个工厂的运输范围是200公里，200公里范围划个圈，没有被圈到的空白地区就是下一个工厂的范围。”
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大舞台上，像刘永行兄弟一样的私营企业家，身份已经从微不足道的“配角”变成了不可或缺的“联合主演”——在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中，有这样一句改变他们身份成分的话：“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1998年在中国改革史上是带有几许悲壮色彩的一年。在3月料峭的春寒中，新上任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答香港某位记者问时，慷慨激昂地说了一段后来很闻名的话：“我感到任务艰巨，怕辜负人民对我的期望。但是，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改革开放20周年的当口，从中央决策层到思想界、企业界，每个人都感受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将把这个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带向何方有着莫名的亢奋和迷茫。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的话称：“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
而对于刘永行和刘永好兄弟而言，1998年无疑是“最好的时期”、是“希望的春天”！就在这一年，他们提前完成了在全国抢位布点的任务，在地图上展眼望去，已经是全国江山一片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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