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

    郭谘在西北的时候，便就升到了天章阁待制，此次回京，进龙图阁直学士。本来是要任他为三司副使的，因为在京东路方田均税，让他先去做体量安抚使。

    方田均税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为了多收税。宋朝几次方田，都是以原来的税额不变为前提，即清量出来的田亩多了，那每亩的税就少了。最重要的目的，是使赋税摊到真正要承担的人身上去。方田均税的阻力，盯着查隐田，从而让兼并豪强之家多缴税，说是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才施行不下去，就找错了焦点。方田的阻力，并不在这里。

    宋朝的赋税差役，是按照户等制征收的。方田之后，会导致户等改变，才是社会上真正的阻力所在。方田之后改变的税赋并不多，但户等一变，负担就重得多了。真正的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并没有想象的大，反而是那些中等户，因为查出隐田，或者因为土地按贫瘠程度分等，之后带来的户等上升，承担的差役上升，才是天下骚动的原因。

    宋朝对大官僚大地主并没有想象中软弱，但中等户是天下根本，动了他们的利益，阻力便出乎想象的大。官员对方田的反对，不是因为他们处于什么阶级，从阶级利益出发来反对的。按阶级屁股反对的自然是有，但却不是主流。最重要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为百姓设身处地想，只求查出大量隐田来，从而引起了大量百姓户等的上升。

    科配、和买、差役，这些民间负担的大头，都依附在户等制上面摊到百姓身上。户等一升，一个小康之家，可能就会在几年之内一无所有，阻力怎么可能不大。

    所以方田均税，必然是伴随着差役法的改变，伴随着科配、和买的取消。没有这些配套措施，方田均税是推行不下去的，这也不是打击豪强地主的办法。

    徐平在京东路开始方田，首先就是取消那里的科配、和买，改变差役法。他没有采用历史上王安石的募役法，因为违反了政治原则。如果原来的差役改为募役，与百姓接触最紧密的衙前、里正这些所谓重役，执行者就成了政权内部的人，没有了缓冲。百姓对政策和施政有了不满，不会因为来执行的是公吏，就把怨恨从政权身上摘出来的。

    募役法下，公吏和衙役也是政权雇的人，你雇的人当然责任在你。所以这些最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是让治下百姓轮差。大家都知道政策是什么，执行出问题不怨政权。

    这个道理，就跟徐平前世政府喜欢用临时工一样。徐平前世在农村跑来跑去，跟他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最多就是临时工，他深有体会。一起做事的临时工做着最多的事，担着最重的责任，偏偏工资少，待遇差，心中多有不满。甚至很多临时工，根本就不关心事情做得怎么样，只想着不丢掉工作，怎么尽可能地为自己捞点好处。这种状态，工作也难做好。

    临时工是政府雇来，政策执行中出了问题，政府推出来背锅，自己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摘不掉的。想推御责任，只会让人民嘲笑，这不是糊弄傻子吗。基层的办事人员，最好就是一竿子捅到底，不要给基层官吏选择的权力。选举容易被操纵，不可靠，所以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或者从中上等户，或者从中下等户，按着时间轮流来做。

    政权不是属于哪一个人，也不是属于哪一群人的，而是属于天下人的。各个职位不是排排坐分果果，大家各自捞好处的，不然就容易失人心。轮差之下，可以发工钱，但基层的办事人员，却不是政权雇来的，由百姓自己监督。执行出了问题，不要赖政策不好，不要赖官府，谁把利益截流了找谁去。

    取消了科配、和买，衙前、里正这些重役负担的大头也就去了。单纯的赋税，并不会让百姓倾家荡产。再配合发工钱的轮差法，方田均税最大的阻力也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