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我们跑得快！”顿了顿，他接着道：“接着，我发现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了，多少会带点尊敬。朋友受欺负，跑回来找我撑腰，说报他的名字不顶用，然后我就冲过去找到那人就打，发现对方并不还手…”
“不还手？为什么？”
“你已经有名声累积了。”
哦，这叫声望累计！
“后来呢？”
“后来我去当兵了！”
喝了一口酒，侯晓贤继续道：“那个年代，片场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江湖，出了点小状况，直接开打，几乎每个片子都打。我是跟李行导演入行的，最开始做场记，后来做当编剧、导演…我记得第一次做导演，《就是溜溜的她》，在片场，制片和摄影助理突然打起来了。
两人一前一后地追着，我也不自觉地跟着跑。跑到一半，我才突然想，“不行，今天我开始当导演，不能再打了。””
“说到做到，做了导演之后，我再也没有打过架！”
听到这，焦雄屏乐了：“但后果是，侯导的手经常骨折受伤…”
“为什么？”
“因为脾气上来的时候，他只能用拳砸门，砸墙，或者砸其他任何面前的物件，所以，在剧组若看到侯晓贤手上突然缠绷带打石膏，所有人都会识趣地乖乖闭嘴。”
沈长林没忍住，直接笑喷了…
……
其实，提到台湾电影，不得不说台湾电影赔钱宣言，不对，是新浪潮宣言！
宣言之后，台湾电影彻底放弃商业化！
然后本土市场拱手让人。
至于他们这帮人是怎么凑在一起的？
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电影大多是暴力或涩情。
1981年，台湾电影局想改变现状，推出了电影辅导金计划，给优秀的新电影导演提供启动资金。
计划的推行人是吴念真，想着一部电影只能推出一个导演，不如做个拼盘，于是策划了《光阴的故事》——一部电影找四个导演，省钱又有效果。
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
侯晓贤当时拍了《小毕的故事》，票房也很好！
那时候，杨德昌是领头人，很长一段时间，在杨德昌的日式公寓里，一批电影人聚在他家看各国的艺术电影。
看完，杨德昌就给每个人发一份分场表，给大家讲这个电影的叙事手法。他做得像手风琴一样，拉开来长长的一份。
杨德昌和一众归国导演介绍的国外电影，侯晓贤完全没有听过，看所谓的“大师电影”时还会睡着。
“我从学徒、场记一路做到导演，接触实务工作比较多，拍电影靠的是直觉经验。听了很多新潮理论，反倒不知道从何拍起了。”
“后来朱天文推荐了一本书给我，《沈从文自传》，这本有一个观点，是俯视的，好像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种种悲伤的事情，他都很客观地在看，有一种胸襟，看完这本书，我就知道怎么拍电影了！”
沈长林点头：“我也读过沈老的自传！”
估计大家应该都知道《边城》，但《从文自传》跟《边城》一点不一样…
在这本书里，沈老好像变成了一个镜头，一台影机，带着读者一点点的铺开了他湘西的童年。
辛亥前夜家门口滚滚人头满地碎耳；行军途中肆意杀戮人如草芥；破开的肚肠，剜去的人鼻；侥幸留守而存得性命的幸运、山谷的机枪、路边的暗杀等等…
这是近代中国最蛮荒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路遇凶杀毫不稀奇的年代，沈老毫无保留也不带感情的把这些从脑海的记忆里掏出来，放在案板上剁碎，告诉你，这些人命，就是这样。这也许是你不认可的年代，但这却是我经历过的众生。
沈长林接着反问：“您的意思是电影应该是俯视的角度？”
“对，你只是一个讲述着，并不是亲历者，导演不需要夹杂自己的情感…”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沈长林摇头：“如果只是讲述，那电影就成了纪录片，拍一部电影首先是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未必发生，但绝不应该平淡乏味。它必须兼具戏剧性和人性的特征。毕竟，如果不是删去了乏味之处的生活，戏剧还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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