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也不点破,只是语重心长地说道:“前路仍旧艰险,望诸位勿忘大局,凡事以公正,不能让有能力有功劳的人寒心。”
这句话明面上是对冯友贤说的,实则是说给在场的文官武将听。
终于有个将领开口道:“冯指挥领首功,兄弟服气。”众人纷纷附和。
韦斌最后才开口道:“说起石场湾之战,某人也认冯指挥的能耐,改日稍闲了,营中的兄弟设酒给你庆庆功。”冯友贤忙拜道:“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张宁笑道:“喝高兴便好,烂醉伤身。”
朱雀军开拔进常德城,控制了所有的交通要道,官军武装全部缴械投降。第二天,连同南部断后阻击朱雀军的几支小股兵马也投降了。
对于俘虏,一些武将嚷嚷着砍了祭澧州死难的兄弟,因为这批官军战俘中就有人是参与澧州之战的覃有胜的部下。但张宁想都不用想就马上拒绝了那些武将的要求。参议部很快就下令,首先清点俘虏身份名册,总旗官以下的官兵全部释放,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军官则要受到审判,一些参与过屠杀的武将被处死,参议部首次使用了一个新的罪名“战犯”。
张宁要释放俘虏的士卒理由很简单,人们被释放后不太可能对朱雀军造成什么威胁,这只是一场内战;同时通过杀戮削弱朝廷战争潜力的想法也毫无意义,大明各省单是军户籍贯的人都数以百万计,你能杀多少?
紧接着一些常规的法令也陆续颁布,除了对朱雀军内部重申军纪不得扰民犯罪等,安民榜文也张贴出来,新的统治者对当地官军郑重其事地做了许多承诺,以安人心,让百姓各安其事。这些事张宁都没有过问,全是参议部日常做出了安排;张宁再次感觉到自己组建这个衙门的重要作用,着实为他减轻了许多负担,很多他一个人想不到的事,官员们自己就能按照规矩办了。
或许张宁觉得自己需要“创造性”的做法,到常德后又颁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法令,名曰“军民同等”。下令治下各府县,取消军户籍贯,军户一律改为民籍,今后可以科举、经商等不受限制。
这道法令在此时实际上非同一般,以往的军户实质上就是二等民,可能比贱籍好也不会太多,不仅在社会上受到歧视,也受很多限制,不能科举不能经商,而且世袭,和半奴隶差不多。明证就是军户的子女婚嫁一般也是同样籍贯的人,出身民籍的人不太愿意和他们联姻,人们不想自己的子孙世世代代无出头之日。
太祖言“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梦想是好的,现实却事与愿违,大明立国才不到六十年,军队战斗力已每况日下,同时很快就衍伸出无数的问题。
张宁与诸文官议事时,在一篇文章里论述,认为军籍就是一个弊政。他认为国家武备是自上而下每个人的责任,没有理由只让一部分人既负担兵役又出军粮,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公正的做法是上到宗室贵族,文官士大夫,下到黎民百姓,都应该为武备出力。
政令几乎没有任何阻力,和辰州一样,常德在城破的那日起就处于朱雀军的统治下,以前的官吏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屈服于铁蹄下仰仗鼻息生存;而朱雀军内部无论文官武将,日常理政军务为要,这种政策和他们利益没有什么冲突。只不过有几个有点见识的文官知道军制实际是出自太祖之手,算是一个“祖制”,不过既然张宁身为太祖的子孙都违背祖制,下面的人并非大儒、谁也懒得管了。
其实在张宁看来一种过于不公平的政策,就算宪章祖制也无法长久。明中期以后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因为以前是通过压榨军户来维持国防,很快府兵败坏军费难以维持,转而无奈由国库负担,结果就拖累了整个财政,军费成了国库开销最大的一项;大明朝的财政问题,张宁认为军制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废除了朝廷既定的国策,他又没能设计出一种新的制度来代替;不过眼前这个问题还不是问题,他面对的是如何打败强敌,而不是怎么治理国家。
张宁站在常德府的城头上,久久眺望着视线中的河流、原野、山脉,若有所悟地想一个人的眼睛确实也是身处的位置决定的;仅仅几年以前,他从来不真正关心这些事,看到的只是自家如何过日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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