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赵昺领导的流亡政权可以视为新旧政权交替间的一方力量，彼时恰是处在从旧的统治秩序、旧的统一局面解体，到新的统治秩序、新的统一局面建立前的时期，矛盾还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维系各种离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说，此时的离心力主要是针对旧的王朝统治秩序而呈现的。所以这时候斗争虽然尖锐，但形式和范围倒还简单，矛头所指也比较集中。
那时大宋已经名存实亡，矛盾的焦点已经转移为民族间的矛盾。而赵昺要要获得广泛的支持，就必须凭借和利用这个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动矛盾的普遍激化，来扩大其影响。当然却也不能作为重建新秩序的凭资，不过却掩盖了各方力量间的矛盾，也使得他对旧规则进行变革为人所能容忍。
所以在琼州之时，无论自己提高武人的地位，大范围的启用吏员执政，以及大肆屠戮蒲氏一族，清除叛国者，劫掠他们的家财，皆尚能在主要矛盾的遮蔽下为人所容忍，甚至为之叫好。即便其中也有波折，但都能很快被正义的声音压下去，因为这些手段都被视为复国所必要的手段。
不过在收复江南后，赵昺再行以这些方法行事时，却遭到了抵制。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形势产生变化的同时，主要矛盾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因而他将反对的声音是视为旧势力不甘失败的体现，进而采用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弹压，对与蒙元了联系的人皆视为威胁自己统治的敌人予以打击。而结果就是与清流间的矛盾激化，导致自己进入江南后就遭到了执政危机，不得不靠与士人大族联姻来平息之间的矛盾。
此后赵昺依然打着‘北伐中原，牧马西边’的口号来号召各方势力支持新政权，并通过不断的战争来激化与蒙元间的矛盾，想继续借此对旧规则进行改革。虽然亦有成效，但是阻力明显增加。他早就提出俢敕，重新勘定法典，可事情两年过去了，至今尚未成书，甚至参与者仍在为是‘法不容情’，还是‘情大于法’争执不休。
可惜他依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根源。直到当下自己兵进两淮，欲夺取中原之时，反对的声音骤然增加，使得赵昺才开始深层次的反思，此时蒙元势力被赶出江南，主要的矛盾失去一个可以汇集的焦点，依旧存在的矛盾遂离散为比较广泛范围内的矛盾，离心力也显现为一种普遍的离心力。意识到民族矛盾趋向于消饵，问题的重心也是决然不同的。
此时问题的核心已变为：在旧的统治秩序完全破坏之后，再凭什么资源来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离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那么从前的做法就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了，因为这与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需要的是消弭矛盾进而整合各种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但是赵昺在入主江南后改组太学和建立职业学院，并将琼州以官员治理乡间的方式移至过来，这些极大的刺激了士人们的神经。改组太学进行分科教育，打破了单一儒学教育的体系，破坏了士大夫执政的传统；而官员参与治理基层政权，也让过去乡绅治理乡间的传统瓦解，士人的话语权降低。使得士人阶层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难以在控制民意，从而使他们恐慌和焦虑，转而便开始抨击朝政，反对变革，以此想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不过赵昺现在即使明白了，但在变革诸事也上不想妥协，而是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因为他清楚历史变革错综复杂，但它要求参与者最关键的是要有一种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以天下的黎民百姓、苍生疾苦为念。在旧的秩序被破坏之后，以重新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统一为己任，而不是为一己之私念，称王称霸，贪欲恣肆，嗜于杀戮，不能让一群流氓士人上位。
可通常的情况却是，旧的社会秩序一经解体，社会中潜藏的各种能量都被释放出来，参与其中的人素质参差不齐。有多少人能够抱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济世情怀呢若在他们建立政权之后，天下尚未平定、百姓疮痍未复，便耽于个人享乐，贪欲恣肆，全不以苍生疾苦为念。如果连这点基本的情怀都没有，那就更谈不上会有兼济天下、统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而此刻天下纷乱之际，形势错综复杂，在纷乱的旋涡中，会有人人能够认清形势的变化、适应新的形势、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运动的方向，而他也要有这种清醒的认识，由自己去浊留清，借助历史所酝酿出的力量来主导着的整个运动的方向，推动历史车轮前行，即便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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