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被李应泉另眼相看。
在前往上海的商船上，李应泉还特意赞扬了洛鸿勋的诚信可靠，说到这，他也随口提了句陶青莲。
一说到陶青莲，洛鸿勋不为公报私仇，但是对于对方的所作所为他实在是有些看不惯，因而无论如何也要评价一番。
在他看来陶青莲绝对是个狗眼看人低的势力货，且为人品行不端，这样的人前些日子还被重用提拔，竟还让他管理商行进进出出的巨额账目，如此安排李应泉怎能放心得下。
洛鸿勋心中虽十分不平，可话说的却还算委婉。
李应泉当然听得出对方的的弦外之音，只是碍于陶青莲是自己的表弟，因而他并未下定决心将其调离此要职。
几天后，商船到了上海，这时，洛鸿勋才知晓原来与李应泉合作的广东商人竟是从前太和行的林家人。
如今林家的掌舵人已经更新换代为林贤竹，也就是叶展盈的夫君。
当年十三行大火后，太和行林家亦是损失惨重，林曼陀因大受刺激心绞痛发作病故，重创下的林家决定北上重新开辟天地，将剩余的家当用来投资棉纺厂和纱厂。
由于经营扩张，资金紧缺，林贤竹决定与人合资建厂。
棉纺厂他挑选的合作伙伴为苏州商人陈柏联，而纱厂他则最终决议同新加坡富商李应泉合作。
可在列强的压迫和无能官府的压榨下，大量价格低廉的外国丝织品倾销至国内，林贤竹和李应泉合办的太福纱厂经营状况欠佳，因而李应泉紧急抵沪，与林贤竹商讨应对策略。
经过多轮洽谈后，众人决议为了与洋商抗衡，棉纺厂、纱厂合并，成立福隆太织布厂，总资产扩张至五百万股本。
财大气粗的李应泉二次注资后股份达到两百四十万，成了福隆太织布厂的最大股东。
如今地位已不算卑微的洛鸿勋身为二班且又是李应泉近旁的红人因此在商谈中也有了席位。
可从他的角度听这帮大佬出谋划策时，总觉得众人的论点始终围绕着如何扩大生产规模占领市场这个方面，而却忽略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工人的生产水平。
如果工人做工废弛，积极性不高，生产的产品自然就达不到要求。
所以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他看来也应该是件极为关键且应当被注意的大事。
由于此先混迹基层的经历不算少，因而洛鸿勋对底层员工的工作态度较为关注。
无论是在钟表行，还是橡胶场，亦或是在茶楼，他深知员工做工的状态与工厂的经营效益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联。
所以，几天前洛鸿勋曾有意去了位于英美虹口租界的福隆太织布厂里调研过。
通过暗地里观察他发现工人们的工作热情都不是很高，因而找了一身工服换上，且佯称自己是新来小工的他午饭时有意与三名工人聊起了天来。
他听一叫韩老四约莫二十出头的小工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我千辛万苦的从老家宿迁赶来上海，以为能生活的好一点，可没成想这里的待遇比家乡更差，每天才给我三角钱，喝西北风都不够，哪还能寄回去养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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