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短信也令我惊讶。我自觉深知诗歌界不同思潮之间的隔膜，但没想到隔膜深到这种程度。学院派诗人中的一部分，垒起了一堵汉语诗歌的技术高墙，将自己围在墙中，构筑自己的技术诗学的小世界，乐在其中，精研修辞学，精研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关系，精研每一个诗句最与众不同的、最曲折、最生僻的表达。在他们的写作中，技术成为学问，技术的层层垒叠，遮蔽了诗歌。然后，为了证明自身追求的有效，他们用连篇累牍的论文，企图证明诗歌即技术。他们陷入无法逆转的迷途。
有一位前几年因病去世的著名诗人，我在读他的诗集时，不禁喟叹：技术的迷途对诗人的耽误实在太狠了。他早年的诗歌以轻灵见长，颇有天才。后期的诗歌，我每读一句，都要咬嚼半天。几乎在每一句中，他都竭尽全力精心体现技术，极尽复杂之能事，确实别开一番生面，也拓宽了语词的使用宽度。但诗歌整体抵达的情感、意识，并未因此加深，所呈现的空间，反被衬得逼仄、狭窄。精心雕琢了每一个词和每一种修辞后，诗句如混凝土般结实垒砌，“诗”困裹在内，挣扎难出。这样的诗歌，在学院派体系中备受推崇，我想，这是对其践行“技术诗学”的犒赏，但代价未免太大。
有人将这种对技术的极度推崇，理解为对诗歌写作的文本追求。但诗歌文本与“诗”之间，从来不是画等号的，诗歌是语言、技术、生命、情感、意志、个性错综难辨的结合体。以强调文本之名，用对技术的单一追求取代对“诗”的追求，是最大程度的因小失大。
政治虚荣心、先锋虚荣心、文化虚荣心、技术虚荣心的膨胀与泛滥，是我目力所及的中国当代诗人最容易陷入的写作歧途。我看到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一旦陷入，立刻获得合法性、道德优势或诗歌的政治正确，固执无比，再也不能返身，不能单纯而本质地面对诗歌。这样的情况，对我的写作是极大的提醒。
这么多年，我的写作发生在中国当代诗歌最直接的写作现场，无时无刻不与这些虚荣心同在。这些虚荣心，也无时无刻不对我施加影响。我看到了它们，我从它们中汲取很多营养，但警惕得更多，也作出取舍。之所以用这篇文章作为诗集的序言，一是因为这是我这两年思考得较多的课题，二是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写出了自己的诗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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