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虚荣，都有一条非常容易进入的歧途。
政治虚荣心最大的歧途，便是使诗歌沦为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存天理，灭人性，用强大的政治、道德武装自己，而在事实上，放逐了诗歌本身。政治正确的嘴脸，由政治正确所带来的二元对立的嘴脸，以社会道德良知作为写作合法性的嘴脸，本就是诗歌的天敌。这种歧途，进一步导致诗人内心的干燥，越社会化就越取消自我，越正确就越偏离诗歌。
政治虚荣心在中国诗人的内心中根植甚深，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中国人从小接受的诗歌教育本身就有这种倾向。对“诗言志”的理解，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推崇等，都起到了某种心理暗示作用。中国的读者，喜欢要求诗人充当良知的代言者，充当意识形态反抗的主体，根源恐怕也在这里。
二是中国当代诗歌发端的时代关系。当代诗歌发端于20世纪60～70年代，空气中都充斥着意识形态荷尔蒙的时代；发端于食指、北岛；发端于带有意识形态对抗意味的“朦胧诗”。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诗人充当了思想的先驱，诗歌天生就具备的独立、自由的意志，无意间迎合了整个时代的心理需求。这是一个浪漫的巧合，是诗歌与那个时代的必然，而不构成诗歌与所有时代的必然。“朦胧诗”的传奇效应，时代赋予诗歌的英雄主义色彩，诱惑了很多年轻的诗人，政治虚荣心甚至是很多人开始写作的唯一因素，意识形态对抗使得诗人凌驾于诗歌之上。这种畸形的英雄主义自我实现方式，这种渴望充当时代的喇叭、思想的吹鼓手的虚妄念头，被后来的很多诗人警惕和反抗，并逐渐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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