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写作，仍然是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中国作家和世界优秀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家为理想、为真理、为信仰而写作，而我们基本都是为名气、为利益、为地位而写作。其结果是：名气越大，精神越低下，精神随着名气锐减，堕落随着名气递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产生不了大作家的根本原因。
为名气写作的我们，名气有了之后就一落千丈；为地位和利益写作的我们，地位和利益得到之后，就会随着利益进入暮年，而不管他的年龄有多大——老掉牙的“60后”、“70后”、“80后”不是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吗？无信仰、无思想、无道德、无感情的四无状态，严重妨碍了才气的发挥，抵消了本来就没有多少的表达的和感动的力量。我们的精神气质走向衰败，文学的力量也就微乎其微。而迷惘的民众却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作家们奉献的，并不只是文字和故事。
尽管苦苦等待了许久的民众还必须苦苦等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作家泛滥的年代。作家泛滥了，好作品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制造了无数美丽而有害的泡沫，就在这种有害泡沫的包围中，有人期待着太阳在冉冉升起的刹那照亮我们昏暗的心。是的，我还是不甘心地期待着，期待好作品的出现，期待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出现，期待人类的精神导师引领我们攀援上升，向着高高的彼岸，向着悬在天国门口的彼岸。
诚然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也不是毁人的鬼、坏世的魔，所以还是要说一点佛。佛法就是思想之法，斗法就是比拼德行，藏传佛教菩萨道里使人彻悟的基本四法便是德施、善语、美行、无私，哪一项都关乎我们凡俗人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的我们，难道连信仰真善美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创作就是展示思想和德行，思想和德行的高低好坏就是作品的高低好坏。
——是时候了，我们的自我鞭醒和自我救赎。如若不然，精神将淘汰我们，民众和社会将淘汰我们，现实和历史将淘汰我们，人类文明将淘汰我们。我们将万劫不复，成为尘埃之下粪土不如的一堆骷髅。
在两极之间挣扎
公元2005年是藏历木鸡年，木鸡年的正月初一和汉族农历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这样的重合并不多见，而重合之年对我来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让喇嘛约定的日子悄然来临了。半年前德吉才让就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汉历年和我们藏历年重年的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汉神和藏神聚会喝酒共同欢娱的时候。这一天你来我们塔尔寺，我给你点灯。”
于是我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尔寺不收门票，所有的殿堂门口僧宝隐退，佛宝出世，幽静得就像最古老的历史。德吉才让喇嘛念着经替我在宗喀巴的法座前点了两盏灯，我们献了酥油和哈达，在静默中享受了一会儿佛境的深寂与超然，然后就去踢足球。塔尔寺寺门内的广场上，早就开始了一场不拘人数的喇嘛足球赛，我立刻加入其中，和几十个红袈裟的喇嘛纠缠在一起，正所谓“其乐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后，我们住在了德吉才让的僧舍里。聊到夜深人静，我仍然没有睡意，便打开电脑修改《敲响人头鼓》。金刚铃的声音随风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经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话。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责任编辑周昌义是对的。他说：“庄严的宗教气氛和作者的调侃是不协调的，寻鼓人自称‘七匹狼’的描写应该淡化。”我立刻决定把调侃全部删去，把“七匹狼”全部删去。虽然不怎么幽默了，却少了许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谐，虽然喇嘛是吃肉的，但正儿八经的素宴上，最好还是不要有荤菜。一个作家毕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远的不和谐变成短暂的和谐，把真实的不和谐变成虚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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