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伟大的托尔斯泰应该是一切作家的榜样，但他在晚年陷入深深了自闭和忧郁，他其实非常绝望，他的离家出走和客死车站就是证明。我有时想，托尔斯泰挽救了数代人的灵魂，却没有能力挽救自己。他陷入信仰、家庭、妻子、庄园等精神和物质的冲突之中，痛苦地走完了一生。他和仓央嘉措的精神一脉相传，都是挚爱、博爱、大爱，为此有了我们早已忘却的“托尔斯泰主义”，有了我们赞唱不已的仓央嘉措情歌。
但他们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恩爱、崇敬、向往、感动，却又让我们忧惧和害怕；他们是悲壮的，我们是悲怯的。写作有时候是寄托，有时候是逃避，有时候是谋杀自己。拯救的是别人，戕害的是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随遇而安，随遇而喜。我常常处在虚无和幻灭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启迪人的生活态度，能让自己平凡、平淡、平静地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傅小平：最后，来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你在青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常年定居青岛。有意思的是，两个地方起头都是一个“青”字，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跟着的“海”和“岛”似乎也有种内在的对应关系，用佛家的话说，这也算得一种因缘。然而，这份因缘，也有几分特别。你现在生活在青岛，青岛的生活经历却始终没有进入你的写作视野。而你远离了青海，笔触所及，却全是青海时期的生活记忆。这是为何？如果说，这两个地方是你生活和创作经历的两个重要关节点，不妨由从青海到青岛这样一种生活的变迁引发开去，谈谈你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杨志军：我对都市有一种天然的排拒。生活在青海西宁时，我就很少感觉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乡村和草原、大山和大漠，似乎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的理性告诉我必须生活在城市，但感觉却常常放浪不羁地跑向远处的寂寞和荒凉。可是，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不经历都市呢？当外面的喧嚣朝我频频招手时，我便从青海来到了青岛，十几年一晃过去了。我发现我仍然感觉不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不是它不存在，是我感觉不到。我仍然觉得青藏高原就在脚下，就在衣怀里面。所以我说，青藏高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代表思念和寄托的家乡故土，而是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的灵魂所在。我依靠青藏高原，写出了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有时候想，我非常庆幸自己出生在那片高峻、寒冷、缺氧的原野，并在那里摸爬滚打了那么久；非常庆幸我的妈妈和兄妹以及许多亲友迄今仍然生活在青藏高原，促使我年年回归，看望他们，也看望家乡故土上每一寸不变的古老和速变的新奇。我的写作常常是为了报答，报答滋养了我的一切，《伏藏》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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